王鹏运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鹏运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是清末＂临桂词派＂的代表,一生以填词为趣,以词籍校刻为官余乐事。他校编的《四印斋所刻词》,旁采博搜,精妙绝伦,并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从而开创晚近词籍校勘之学。校词作之误、校字词之误、校倒文错简、校脱漏衍文、编辑遗佚,尽量达到存真复原的目的,其校勘方法、校勘原则和校记处理均有特色。王鹏运词籍校勘之学对晚清民国词籍校勘与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一点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但无庸讳言,我们的研究亦有不足之处。怎样使古文学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呢?这里想借用清人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论学的说法,对今后的研究作一点展望。 先谈考据之学。它包括辑佚、校勘、笺注、汇评、传记、年谱各项在内。这是过去古典文学研究最有成绩的部门。但要看到,过去的考据工作也还存在不少陷缺。突出的     

“周易热”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兼谈《易经》的逻辑方法

在诸如“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这一类高亢口号的鼓动下,“周易热”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炽烈燃烧已有数年。笔者前不久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周易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发现周易热仍有方兴未艾之势。与会者愈百,其中不乏自费数百元,与同好切磋学问者。遗憾的是,小组讨论虽热烈,常苦日短,然议题大多与气功、占卜预测有关;蓄谋已久的几位中心发言者,亦给人以陈     

郑文焯与梦窗词校勘

郑文焯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擅诗词,精于音律,尤工校雠。一生校词甚多,于梦窗词校勘用力最勤,其所校梦窗词是多种《梦窗词》批校本中最晚出而又最完善的。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另创新义,批语精辟警策。著有《梦窗词校议》二卷,用梦窗手稿十六阕校正明毛晋刻本、清杜文澜刻本、清王鹏运刻本讹误,并推究致讹之因。郑氏在梦窗校议中,以梦窗新词稿对校,综合运用其他校勘方法,逻辑谨严,结论可信,并对梦窗词的艺术特征予以精细考察。     

《水经注》注疏方法考论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以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历代治《水经注》者著述众多,然大多注重研究所引文献,而对《水经注》独特的注疏方法、文献考证特点关注甚少。本文认为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以丰富的文献资料注释经文,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证互相印证,尤其是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水经注》之独特注疏方法,为后世注疏之学树立了一个典范。     

清人对宋词的体认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人正式将词确立为赵宋之代表文学。他们认为两宋词坛词人济济、名家辈出 ,篇什繁富、佳制林立 ;宋人填词按宫制谱、审音协律 ,风格竞出、流派纷呈 ;而且宋人理论成熟、词话渐出。这些认识不仅影响了清代词学中词史之学、评点之学、校勘之学、图谱之学和词韵之学的形成与发展 ,而且影响到清代词学流派的形成、词学话语的建设以及词话的整理与撰录     

读书不可以有成见

“不可以有成见”，是著名学者顾颉刚的一条重要的读书心得。他说，“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唯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这里先生是从做学问的角度讲的，其实无论一般人员还是专业工作者或者党员干部读书也应如此。     

论取证用证的应然性及其实然状态

侦查取证用证中,案件事实及其证据都有其实然性.收集证据应有中立性,但又难免价值选择的倾向性.在法律价值的应然和实然之维度中,通常会追求应然的取证和立足实然的用证,法律规定应立足实然的价值取向.应然取证和实然用证都有风险和机遇,我们不仅应看其实然结果,更应关注其应然性.可在侦查措施、无明确程序中寻找应然性,合理之应然能够成就为实然.在法律实践中,将应然走实走好,可以使现行法律得到更加理性的演变.法律的应然性与实然性融为一体时,法律就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     

守砚数载 功显今归——读刘宝静书画

肖娴先生谓，学碑当用帖相济，“以纠碑之朴野”。与此相近，前人亦有以碑益帖之说，即以碑强笔力，救其柔软。肖娴先生为当世碑学大家，先生少从康有为学，为其嫡传弟子。南海（康有为）虽有抑碑扬帖之论，然其书则为碑帖合一之相。     

清初甬上诗人李邺嗣的文学观探析

李邺嗣是清初甬上著名的遗民诗人,诗文创作成就突出;他与黄宗羲亦师亦友,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邺嗣重视诗歌的记史功能,认为＂先诗后史,诗非无益于史＂;强调诗人应当明经通史、善学问,带有鲜明的浙东学派的思想痕迹。同时,李邺嗣针对时人创作的弊端,对文学的内容、情感和语言进行了深入辨析,确立了独立的诗文正伪观。梳理李邺嗣的诗文观念,既呈现了清初甬上经史之学与文学相互交融的图景,又展示了这一时期甬上文人创作观念的独特内涵。     

论学之道

总结或归纳出学习或做学问或传授学问的成功或失败的正反经验,让后学之人从中获益,就是“为学之道”的宗旨。成功的为教之道或为学之道,都是把“学”与“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平常必须注意“学养”的培养,逐步形成良好的学识修养或学问涵养和良好的学风,以学促教,教学相长。     

学问、学问，要学要问

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学习，古人称之为做＂学问＂。＂学问＂、＂学问＂，＂学＂的后面紧跟着＂问＂。＂问＂是读书的钥匙，是思考的起点，也是向智慧的领域深入的信号。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的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当归功于如何，而生...     

章学诚之赋论:清代赋学的一个独特批评视角——从章学诚“骚赋异同”之辨说起

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从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切入赋学研究。章氏力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尤为企慕战国文章之盛世。众人将萧梁的《文选》“举为辞章之祖”,而章氏整个文史校雠工作的深层动机之一,是试图在时间坐标上将《文选》调整为有为而发的战国之文,从而消解清代义理、考据、辞章严重分离的现象,以补救时世为文之偏颇。     

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论学之道

总结或归纳出学习或做学问或传授学问的成功或失败的正反经验，让后学之人从中获益，就是“为学之道”的宗旨。成功的为教之道或为学之道，都是把“学”与“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平常必须注意“学养”的培养，逐步形成良好的学识修养或学问涵养和良好的学风，以学促教，教学相长。     

清代后期编选唐宋词之特点述论

清代后期选唐宋词之风甚盛,其选词范式与前期大为异趣:后期唐宋词选本偏于精选细论,选家的理论批评意识较强,词论型词选渐成词坛主流;就操选政者的身份、编撰态度,以及选本中体现出的对唐宋词的校勘、考订等方面,无不显示出更为学术化的特征;此外,后期选本更加注重读者之接受状况,选家十分重视以选本向学词之人开示门径,度人金针。这一论题对于从选本之角度考察唐宋词在清代的接受状况,以及研究清代词学论题皆有裨益,对于今天的唐宋词选亦有启示作用。     

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

中国学界相遇施特劳斯,不仅在国内引起争议,亦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之所以引介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中国的学术命运息息相关:一为借古典学问摆脱对西方现代各种"主义"的追逐,二为借古典学问涵养中国读书人的性情,三为借古典学问学会重新珍视中国传统.施特劳斯进入中国,是重塑古典心性的努力,也是对西方现代启蒙理想的超越.正是这一超越.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和关注.     

大学之“学”

“大学”乃“大”与“学”之和。关于大学之“大”，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那么大学之“学”与其他学问有何不同？大学之“学”又有什么丰富的内涵？我的认识如下：     

“王学”视阈中伪善成因探析

“王学”以“止于至善”为价值追求,通过“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以成德成圣,在“格致诚正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中,蕴含着“伪善”的对治之法,也揭示出“伪善”的成因机理。根据“王学”“一则诚,二则伪”的观点,从知志之辨、知行之辨、觉愿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五个维度,可探析伪善是割裂知志、知行、觉愿、义利、公私等内在统一而致的恶,亦证其德性与德行的分离是致良知工夫不切之故。     

世相谈屑

“红二代”这个词“红二代”一词，不知何人所创，近年颇流行，市井及菜鸟记者喜用之。查其语义源流，初为元勋后代之谓，后扩至一般老高干（新高干不在内）之后代。然细审之，此词实不通不妥，乃殊不科学之用语，故官方文献绝不采用。“红”指何人，父辈乎，二代乎？传代乎？“红”乃革命、革命者、革命传统之谓，然高干二代必红乎？而工农子弟不红乎？非工农子弟不红乎？若认可工农子弟、各阶层子弟亦红，何不也称为“红二代”？然绝不可以。若皆称之，则此词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