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呵,原来古已有之——笔记五则

鲁迅先生说他读古书时,常发现某事古已有之,所以常常发出“哦呵,原来古已有之”的感叹。鲁迅一生都在挖封建祖坟,所以他的感叹,多是叹息封建“国粹”的绵长,叹息中国社会如一潭不流动的死水。我读古书时也常发现某事古已有之,也油然发出过“哦呵,原来古已有之”的感叹。我的感叹,一则因擒住了一点封建血脉,故而感到一种快意;二是对某种历史现象之久远绵长感到惊异和有趣。这当中,既有追摹鲁迅先生思路的地方,也有我自己的感觉和思绪。下面这五条笔记,记的就是我的一点发现。一、张落刑“文革”中某人被打倒了,此人的名字便会被污辱:或易字,或用谐音法,而使原来的名字丑恶不堪。如刘少奇改为“刘少狗”,王恩茂被改为“王恩猫”,等等。至     

妙哉,“委婉”!

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自古说话就讲究礼貌和艺术。故凡遇不想直说、不好明说、不愿说而又不能不说的话,就拐着弯儿,变着法儿说。于是,在修辞格上就出现了“委婉”一词。 有了“委婉”,说话就灵活多了,方便多了,也得体多了。比方说,帝王之死,既不能说死,也不能说亡,得用一个委婉之词,说“驾崩”。既然驾为车辆,崩为倒塌,车毁马翻,人焉能不亡?又如,当年曹操,率军攻吴,下战书时也是委婉得很,不说我将与将军决一死战,而说“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思是说“我将与将军在东吴一起打猎”。你想,以魏国之大,不乏游猎处,何必要借吴国疆土?而且打猎只需主公带上少许人马,何须兴师八十万之众?显然易见,把曹将     

治官者鉴

曾经我以韩非子的法治为骄傲．以为中国自古就有法治理念。 比如，他曾在《韩非子·有度第六》中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又如，他在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由治而乱，由强而弱，由兴而亡之后，他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朱正《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家是怎样“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呢？在为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极为简略地提了一句：“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     

亡志之音

《说文》：志者，心之所之也．用白话说．就是心中的奋斗目标，个人的理想信念。以“亡志之音”为题，实是有感而发。     

鲁迅的真伪

１９２８年春，鲁迅收到一 位女大学生马湘影的来信，说年初在杭州孤山承蒙先生允许，给我经常通讯并指导…。鲁迅当即回了一信，说我已十年没到杭州去了，孤山见面一事，纯属子虚乌有。鲁迅又托住在杭州的青年作家许钦文打听，才知道是有一个姓周的人，在城外教书，自称“鲁迅”，他说作过一本《彷徨》，销行八万册云云。 这段冒充鲁迅的历史轶事，最近在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中播出了。情节有点变动：鲁迅和许广平站在假鲁迅院外土墙边，听他如何陶醉自吹。他俩淡淡苦笑，一走了之 这个骗子属于“小儿科”，鲁迅并没有愤怒揭发，而…     

和谐社会呼唤崇孝美德

常熟《梅李镇志》“志余”载:“梅李是个古镇。孝子辈出,芳泽长流。古代有二十四孝之传说,梅李就占其三,即黄香、丁兰、孟宗。”此三孝子分别为东汉时期常年为父亲“扇枕温衾”的黄香、为纪念早亡父母而“刻木事亲”的丁兰、战国时期在严冬时节为救慈母而“哭竹生     

碧血丹心永照汗青(下)——驳《台湾论》对抗日义勇军的污蔑

五百日军不敌柯铁虎一人 　　 义勇军“三猛”之一的简大狮，至事不可为，潜返原乡漳州，却在日本的外交压力下，被捕遣往厦门厅，送回台湾，绞死于台北监狱。在厦门厅，简大狮有以下之供词——— “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被奸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是基于对明亡之故的探究及其亡国之训的总结.他认为,是由于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后世治国者当以此为殷鉴,首抓廉政,以“法”“名”“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来开展廉政建设,使君臣百官皆“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尽力达致民富国治而天下平.     

鲁迅：体味启蒙之痛

鲁迅处在“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过渡时代，在沉闷而苍茫的精神氛围里，启蒙者难以逃脱“中间物”的尴尬处境，这决定其精神角色的多重性。鲁迅的伟大首先来自其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鲁迅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依附性。鲁迅不是中国第一个启蒙者，却是启蒙思想表达得最充分的现代思想家，他对中国人麻木、愚昧的品性有着最痛切的描述。人们把鲁迅当作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的一面镜子，通过不同的视角审视鲁迅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同情之理解”，也有不少世俗成见。     

千秋诗圣推杜甫

古称造诣很高的诗家谓“诗圣”。北宋王安石选诗,将杜甫列为四家之首。但南宋朱熹曾说“太白盖圣于诗者”。故明人杨慎谓“太白为古今诗圣”(清代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但杨慎又说过,“李白神于诗,杜甫圣     

“书话”黄裳

虽然“书话”是很晚才有的名目，但上溯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就觉得似乎很早了!若说较晚的话，抑或可以20世纪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一些“书话”大家而论。若以我的见识，则可谓《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诸文，系以非常之笔，记非常之事矣!另则，郑振铎、唐驶、黄裳等虽然皆是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之范例。然而，在我以为的唐文之中和、黄文之恬淡、郑文之稍显激越之中，我倒更看重的是黄裳“书话”之“精刻”、之“恬淡”。     

荐书

《历史的暗室》：后鲁迅时代的私家回忆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4月，先生之子周海婴作古，周海婴之子周令飞推出这本《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集（1946-1956）》，数万张由周老于不同时间拍摄的珍贵摄影作品将与读者见面。     

读书与防腐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为整饬吏治，防止官员贪赃枉法，在严肃法纪的同时，将读书也作为一项“防腐”措施。有一次，他召集群臣，读了西域某商人“得美珠，剖身以藏”，结果“气绝而亡”的故事后，感慨地说，“吏受赇枉法”，“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     

让人才展露一份精彩——记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党工委书记、局长刘诗强

明朝的王恕说过：“人之才性不同．有优于学问而劣于政事者．亦有长于政事而短于学问者；亦有有学问而不能提调学校者．有寡学问而能提调学校者。事无全才，故人之于事，有能，有不能。”（《王端毅公奏议》）说的就是“用当其才”．古人对此的见解和实践．散见于各史料，正如屈原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人的知识和才能由于天赋、实践地位的不同和人一生所能有的精力和时间的限制，只能“有所为”或“有所不为”。     

鲁迅“远去“了吗?

复杂的鲁迅现象不仅是文学历史现象，而且是不断被现实影响也在影响现实的思想文化现象。有些青年作家或说鲁迅“他离我们挺远的，没有指导意义”，或说“我离他太远，不可想象”①，倒也尚未成文。成文后发表的《远去的鲁迅》则表达了老年学者的观点，其忧思虽令人有某些同感，却也不尽以为然。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海内外一度对新儒学的呼唤声中，在迈向21世纪之际，鲁迅“远去”了吗?　　诚如《远去的鲁迅》作者所言，“从时间的观念看，鲁迅的生命实体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确实是“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的事实”②。文化巨人鲁…     

“满汉全席”是荣是耻

有介绍餐饮业的文章这样说“:满汉全席是清朝宫廷中的大宴”“,清末民初,老北京饭庄经营的酒席,是以铺张的‘满汉全席’为主。”查阅史料,并没有找到任何所谓清代宫廷“满汉全席”的记载。《清史稿·大宴仪》未见“满汉席”或“满汉全席”之说。清人笔记中也未见清宫廷内满汉席     

就鲁迅评论《水浒》问题答黄南山同志

黄南山同志《鲁迅是这样评论〈水浒〉的吗?》对拙作《鲁迅是怎样评论〈水浒〉的?》提出商榷,我热忱欢迎并再谈一下己见。 第一,关于“鲁迅对‘强盗’有特定的理解,肯定了《水浒》有革命精神”的问题。黄文引鲁迅“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的话,说明鲁迅并未否定“匪魂”,甚至还要“把‘匪魂’看作‘我辈的魂’。”但这番话的用意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貌似‘民魂’     

280元刻个“中央军委” 60元搞定“成都市公安局”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九眼桥上 ,每天都有近百名“刻章业务员”招揽生意 ,九眼桥成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公章桥”。１月８日 ,《天府早报》记者以一个求刻者的身份来到了“公章桥”。２８０元刻个“中央军委”８日上午１０时许 ,记者刚走上“公章桥” ,桥头上的两名刻章者便立即迎了上来 ,询问是否要刻章。记者假装犹豫了一会儿说 :“可能你不敢刻哟 ,我这个章是级别比较高的 ,算了 ,转一圈再说。”“喂 ,老兄 ,说得这么玄 ,联合国的嗦 ?”一男子压低嗓门说。记者随即拿笔写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字样 ,问他们敢不敢刻 ,其中一刻章人连连摇…     

道德品质是古今中外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人才，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不论哪个历史时期，哪种类型的人才，都要具备一定的思想品德。自古以来，国内外都把思想品德看作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一）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道德品质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周记》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全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里司马光提出了“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精辟见解，把德放到统帅的地位，并指出由于德才的不同，造成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