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非政府组织与我国治理结构的转变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社会的治理呈现多元化,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既竞争又合作,二者只有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实现由政府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府单独治理模式具有政府规模膨胀、政企不分、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非政府组织发展滞后和抑制公民精神成长等弊端。为此，共治模式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要想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增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新时代基层社会整合、党的建设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基层社会稳定等时代需求,都呼唤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参与协商治理,而且成为基层社会元治理主体,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开放式建设协调基层治理主体、规范治理内容、拓展治理途径、强化治理目标,已较好地发挥了治理和元治理功能,但还存在着党建目标不够聚焦、组织体系碎片化、运行机制缺乏长效性、对技术赋能把握不够等问题,影响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实效。提升基层党建治理功能,需要以元治理为目标实现基层党建的深刻转型,建设包容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元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机制性协调,依托技术治理途径助推现代化党建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治理结构的均衡;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实现政府权力的限制与收缩;理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优化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制.     

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的结构化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试点试验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广为使用的重要方法。当前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面临着数量规模的显著扩张,但真正能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深刻变革的地方经验并没有同步增长。基于"结构-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类改革试验实际上面临着多重结构化约束,包括对上负责的问责结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结构、漏斗型的动力结构、相对分散的分工结构。受此影响,实践中可能出现基层民主失范、社会发展失衡、形式主义抬头、公共利益受损的伦理风险。这些潜在的伦理风险通过科层组织的吸纳机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纵向条线中的控制机制、试验绩效的评估机制沉淀为实践张力,导致相关试点试验项目难以取得实效。未来,应当通过持续改革来改善相关试点试验的结构化环境,以实现新时代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目标。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协同治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众多福祉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面对层出不穷、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危害越来越大的公共危机,仅靠政府一己之力难以应对.在此背景之下,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并必然成为未来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重大农村改革,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构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传统治理模式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助推合作治理。然而,农地产权残缺与合作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困境决定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存在诸多的制约和风险。因此,应当注重这些约束条件,采取明确基层合作治理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升基层政府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保持合作治理与科层治理间的张力等方式,稳步审慎地推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向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因应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所带来的治理风险与考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民主决策、执行、监督等来达致结果的民主，追求富有草根性、实践性与真实性的闭环式民主实践形态，促进基层治理主体意涵转变、权力运行方式优化与治理模式创新。面向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必须以基层治理主体有效在场凝聚全民化共识、以民主决策制度化实现全链条治理、以治理资源长效供给促进全过程参与，并通过民主问责与绩效评估机制达到全流程响应，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新动能。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