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税权划分:内涵、标准与建议

政府间税权划分是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与收益权在政府间的配置与安排。其深受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与我国国情看,我国政府间税收立法权应以集权为主,执法权应按税种划分,司法权宜相对独立,收益权划分应与执法权划分一致。近期完善我国税权划分的着力点应当是在完善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将完善税权划分的重点定位于完善和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     

立法法修改之划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建议

<正>针对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需要制定的配套法规和规章过多等问题,强调要科学严密设计法律规范,能具体就尽量具体,能明确就尽量明确,努力使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立法法的修改被列在第一位。而立法法的修改立法权限的划分又是重点[1]。立法权的划分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纵向上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国务院与地方政府间的立法权限的划分。横向上是人大与政府的权限划分,这既包括全国人大与国务院权限的划分,也包括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内向上,存在着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限划分。本文仅就地方人大与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谈些看法。     

中国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财政体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 ,需要着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 ,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科学划分政府间税种并积极推进税费改革 ,完善和规范财政收入体制 ;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制度 ,推进支出管理制度的创新。     

我国的立法体制

立法体制，主要是指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具体来讲，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二是中央各国家机关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状况等情况不同，因此，各国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也不尽相同。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建设思考

提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落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重新调整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财权划分,建立与完善以社会化为目标的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地方立法权限之再审视

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演变,经历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接着规范即权限实质缩小的发展轨迹,其中最主要的节点为:1949年、1954年和1978年,1996年以及2000年。十八大前后,中央对地方进行了放权,地方立法权限有了扩权的趋势。对于地方立法权限的把握,应当从宏观与实践层面出发,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促进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地方政府体制的重构——以服务型地方政府为分析视角

地方政府体制的重构是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体制既包括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包括地方政府权限的划分和权责体系的重构。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实行大部制、实行三分制、建立"扁平化"组织结构;地方政府权限的划分主要通过调整和理顺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外部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上下级政府的关系。     

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发展（三）

人大立法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包括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体制、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方法和立法技术等。1982年宪法对我国立法体制进行了改革。现行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对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律解释等问题作了基本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对法律的制定程序又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     

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着行政机关主导立法,立法机关角色缺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间收支划分无法可依;财权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事权更多的被推诿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所应拥有的相应的财权匮乏等诸多问题。完善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根本路径是制定主要内容应至少包括财政级次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三部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协商机制与公民参与——政府间养老保障责权划分的机制选择

政府间养老保障责权划分已成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寻求合理的责权划分机制则是其中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我国政治上的单一制和地方分权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单纯依靠中央的强力命令,无法实现责权的有效划分.而基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协商机制则是政府间养老保障责权划分的可行选择.同时,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行为,保证责权划分结果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     

金融欺诈犯罪概念之提倡

从概念外延来看,金融欺诈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罪和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这种界分肇端于古罗马法中的“诈欺”。从犯罪所侵害法益的属性来看,金融诈骗罪应当属于财产型犯罪;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应当属于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的犯罪。从立法体系来看,我国金融诈骗罪应当借鉴《日本刑法典》的立法模式,规定在诈骗罪之下;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应当从《刑法》第三章第四节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一节,名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     

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下）

我国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立法和法制建设滞后、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要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构建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     

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上）

我国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立法和法制建设滞后、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要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构建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     

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分析

普惠金融理念注重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近年来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接受。普惠型金融与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具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基于法律与契约框架的非人格化交易在农村尚未确立,因而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长期性。作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显著的普惠型金融特征和外部性,各级政府应当给予补贴和相关政策支持。     

财政监督与政府执行力——对《利马宣言》的扩展性解读

1977年,由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大会通过的《利马宣言》明确表述了财政的系统监督主张。在这一主旨下,本文考察了分权制衡的权力体制中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的财政监督职责,描述并分析了广东省进行的财政绩效预算改革,从中引申出行政性预算改革对于整个绩效预算具有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最后,回归《利马宣言》对财政进行系统监督的精神宗旨,申述了建构系统的财政监督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所具有的价值。     

“一委一行两会”格局下中国金融监管协调框架探析

金融监管协调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最终目标,是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8年3月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呈现出"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格局,对金融监管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金融监管协调的国际经验,从中央部门协调、央地协调及金融科技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协调面临的障碍,并根据"矩阵式"管理的思路提出了解决方法并就此构建了相应的金融监管协调框架。本文提出在纵向上应强化央行的核心地位,发挥金融委的协调作用,明确央地权责及目标,强化属地责任;在横向上应重视跨部门协调、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同时还应与法律建设同步,及时跟踪科技发展,以期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协调的作用。     

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也是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比较英、美、韩等国家以及巴塞尔协议中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有关法律规定还过于原则、零散，尚不够完善。我国应建立健全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涵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国际金融组织投票权分配制度探析

国际金融组织的投票权分配制度是一种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相结合的加权表决制度,它存在许多问题.应当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投票权;增加基本票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采用集团投票制;各组织有独立的份额分配公式,选择合理的参数和权重,改进GDP的计算方法.     

以金融创新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研究——基于金融与社会保障互动发展的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保体系对金融资产、金融服务产生了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尽完善的大背景下,基金筹资渠道、基金保值增值、社保统筹层次、社保经办服务、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问题仍较突出,亟待寻求社会保障发展的金融"解码"。这就需要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社会保障发展的结合点,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投资创新、管理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以及体制创新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路径逐一解决社保发展的难点问题,进而推动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     

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腐败的应对策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行业腐败不容忽视.防范和惩治金融业腐败的基本的思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建设和完善金融行业内控体系;加强对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教育.最根本的途径是消除金融业腐败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