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一元化向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做到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界限,提升政府能力,实现制度创新,服务行政,培育市民社会等五个方面,并最终把“善治”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落脚点和目标取向。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中国志愿者组织发展策略与政府行为选择分析

志愿者组织是实现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志愿者组织要利用政府权威、借助社会资源、走独立法人运作模式;政府要转变观念、返还职能、完善法制建设、建立监督和评估政策,两者之间才能相得益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健康发展,促进善治。     

善用社会力量 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在指导志愿者注册登记及活动、加强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大有可为。必须善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行政职能和社会力量的有效结合与良性互动。要实现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跨界合作与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以社会化和项目化运作为发展方向,以机制支撑和实践载体为工作重点,积极探索社区志愿服务记录制度,逐步建立社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努力构建社区志愿服务体系。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与市场共演：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新策略

在市场化环境中，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具有“与市场共演”的特征。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向营商环境治理。研究发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反塑政府”“政府与市场互惠”的共演过程，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转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在共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市场重复博弈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向着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持续调整。政府作为市场作用机制发挥的“助市者”，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双强模式”的重要基础，这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鲜明优势。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中政府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要应对力量,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政府与社会之间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客观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力量的管理能力不够,主观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意愿不强,以及社会力量本身的发育程度不充沛。我们需要从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角度重新思考转型期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体系等方式建构起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应对潜在和显在威胁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社区矫正实施主体机制的二元建构——以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为基点

《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规定了社区矫正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二元实施主体,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基础之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政府权力过大、赋权落地效果不佳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将社会力量作为“工具性组织角色”而“选择性赋权”,致使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融合出现了“有形无神”“形神分离”的现象。因此,需要建构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教育帮扶工作中均衡、对等和融合的共商协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重心由监督管理的“技术控制”转向具有人文特质的矫正教育,并将社会力量的赋权实质化,使教育帮扶真正在平衡、平等和运行有效的共商协作机制下运行。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合作式治理”的视角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随着时代变迁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单方供给”模式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模式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市场力量参与不够、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村自组织和农民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缺陷。而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自组织等多方合作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则是未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成背景、主体及机制

和谐社会历来是中华民族终极价值诉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实现的社会理想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生成必须要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域中,通过自发性演进和自觉性推进双重机制,积极发挥政府、执政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四种主体性力量,才得以可能。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党的重要文献和领袖著作为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与国家一体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和推动改革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靠国家制度的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理念与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政体制的改革能够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和基本框架。彻底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宪法和宪政的基础上整合人为的社会断裂结构，并且努力建构和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社会组织、团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对社团管理、引导和指导；大力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积极促进政府与“社团”的良性互动，以及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变成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应当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进行大力的调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建立“反应与选择”的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提升青岛市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能研究

在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是政府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青岛市应急管理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对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缺乏整体性的规划;相关的机制建设还不健全;支持系统存在薄弱之处。解决对策：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并完善专业化应急队伍分类制度、认证制度、激励制度以及保护制度;重视应急志愿者的技术培训;加强志愿者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出台地方法规或规章。     

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机制：生成逻辑、基本构造与优化路径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自发地形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机制。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机制生成的历史逻辑，遵循“权力型轨迹”和“社会型轨迹”两条路线；其理论逻辑受“示范效应”和行政自制的影响；其基本构造包括内生动力、行动逻辑、保障体系这三个要素。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机制的优化路径上，宜将示范创建工作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地方利益回归法治初心，找到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最后实现由法治政府迈向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绩效目标明晰下改革动力源搜寻:从“中心驱动”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改革哲学的更新,它的目标是为改革找寻持续性动力源泉。在"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改革动力来源于企业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互动,等等。由政府参与的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是与公共管理中强调的"狭义治理"的根本不同。如果国家治理扩展,它就是趋向善治的改革;如果国家治理无限扩大,那就是政府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国家治理可以简化描述为"为改革寻求多方动力的探索,它趋向善治,假以时日,则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国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次重新设计,是一种新型的改革总体规划,而非仅限于对政府管理的规划。     

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互动关系初探

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法治建构的重心完全置于国家与政府的“依法治国”上,忽略了现代法治内涵的另一个层面——社会自治。从长远看,这会使中国走向一种“形式法治”的社会。本文从国家法治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进程中互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建构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和呼应。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