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整合社区各种组织和力量,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使城市基层治理达到"善治",是推进城市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的主要目标。通过构建社区党建扁平化领导体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的社会化、区域化、网格化和信息化,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效能,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运用网格化实现全覆盖--董家渡街道探索"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一、依托社区网格,覆盖"两新"组织党建 董家渡街道在探索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按照陈良宇同志提出的"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我们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的要求,坚持"社区党的组织核心化"原则,切实加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关于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体制的综合分析与建议

在当前特定发展阶段,社区行政性事务的存在具有客观现实性.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本文系统总结了我国各地社区服务平台设置模式的基本类型,对照比较了当前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体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多个角度,对作为社区治理维度的社区服务平台设置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基于确立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治理中新型合作关系的角度,提出规范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的目标模式应是社区服务平台与社区居委会并行设立的并设方式,从而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居站分离、政社分开、民主参与"的社区管理新模式.     

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

为解决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的等矛盾,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大力促进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成多方合作的机制.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的,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村改居”后基层党组织的现实困境与职能重构

"村改居"后基层党组织的准确定位和职能重构,是影响农村社区建设进程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党建工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和新挑战。农村社区党组织在职能转换、与社区内单位及两新组织关系、自身建设、党员管理教育等方面面临种种困境。摆脱这些困境,实现党组织职能重构的有效对策是:进行党组织的职能转换,构建与社区内单位"条块结合、条块互动"的管理模式,提升党组织整体服务功能,加强组织和体制建设,构建党员梯度管理模式。     

推动“网格+热线”深度融合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天津市武清区为例

<正>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动“网格+热线”深度融合，是完善基层治理平台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天津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不断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进一步完善“网格+热线”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本文以武清区为例，深入分析当前“网格+热线”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构建社区党建新机制

<正>在当今社会管理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下,社区党组织建设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不断创新社区党建机制,推进社会管理与构建和谐社区战略实现新的发展。1.强化创新,构建社区党建工作动力机制。一是加强以"网格化组织、多元化队伍、多样化阵地、实效化载体、长效化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创新"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组织、党小组"四级基层党组织网络体系,确保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     

城市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体系构建

正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注文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社区治理体制也实现了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构建适应我国城市社会特点的社区治理体制,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社     

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40年的主要做法、经验总结和改革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省通过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执法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大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可以总结出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开展试点、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的、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坚持法治原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改革经验。下一步有望在党政机构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公共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科学技术融入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政府工作要积极适应党政分开的新形势

今年以来,我们左云县按照十三大精神,划分党政职责,转变县委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调整县一级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并相对地强化县级各政权组织的职能和领导管理能力,逐步迈开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步伐。新的领导体制逐渐形成,给县政府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求政府工作和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以改革的姿态,积极地适应党政分开的新形势。党政职能分开后,政府工作至少面临着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首先,作为一级国家行政     

树立“大城管”理念 助推城市转型发展

<正>【提案背景】与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城市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机制不健全;城市管理和执法理念方法相对滞后;城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不突出;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的发展不平衡;城市管理和执法保障不到位;城市管理的社会发动不到位。     

上海基层网格化管理模式分析——以X街道为例

正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基于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依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并通过对网格内部部件和事件的巡查,构建监督和处置相互分离的管理形式。网格化管理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全面整合治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当前网格化管理深入基层,尤其是街道、社区等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的前沿。街道作为基层行政单元,位于科层体系末梢和城市综合     

当前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

<正>构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治理服务体系是推进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天津网格化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效提高，但在工作机制、队伍建设、治理效能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本文以西青区为例，分析当前城乡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基于此提出探索改进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工作的对策建议。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近年来,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活动。"红色网格"是浙江金华市近年来推进党组织嵌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探索。具体来讲就是在社区已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不仅有效地激活党员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衡水市杨树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衡水市杨树社区作为较早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城市社区之一,在管理中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也出现了社区成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渠道不畅以及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府定位不清、社区利益机制缺失以及社区居民归属感的缺失所导致。杨树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区、居民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     

“监督全覆盖”背景下基层政府派驻纪检监察机构问责机制优化研究——以G省S区为例

在持续推进"监督全覆盖"的改革背景下,通过对基层地方政府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现了从双重管理体制时期的"依附式"向"全覆盖"时期"吸附式"问责机制的转变,其职责定位进一步明确,独立性以及干部队伍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也得以提升,但仍存在一些派驻机构角色异化、目标模糊和执行偏差等非预期后果。基于科层间委托—代理关系的问责体制在约束基层政府实际控制权和"代理人损失"等方面存在不足,应强化纪检垂直领导、优化党政协同治理、建立联组工作机制、推动干部能力建设、健全问责流程管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