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领域立法的几个问题

社会领域立法是相对于经济领域立法、政治领域立法、文化领域立法而言的.在经济领域立法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立法发展滞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必要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定位立法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进一步明确立法机关的工作重心,在继续做好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认真做好社会领域立法工作.     

经济特区立法的成就及其对西部的启示

我国经济特区肩负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重任.五大经济特区自创立以来,尤其是获得立法授权后,充分发挥了经济、法制双重实验功能,取得了重大的立法成就.这些先进的立法成果和经验,例如优惠政策的规范化、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立法及开放的城市管理立法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西部地区立法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同时经济特区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西部地区也应注意避免.     

论科学发展观下地方行政立法之完善——以甘肃省行政规章制定为例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地方行政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将进一步促进地方行政立法活动的完善与发展.文章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甘肃省兰州市行政规章在起草、论证、以及备案审查等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甘肃行政立法的质量,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论税收授权立法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虽然是对宪政分权原则的挑战,但并非没有其存在合理性,事实上,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是有其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税收授权立法在立法成本、效益和对经济活动的调控效率上均具有比较优势;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还有其立法学理论基础,得益于分权理论的新发展;同时,税收授权立法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税收及税法的专业化特征、现代管理的专门需要以及非常时期对税收政策的要求,特别是现代社会政府职能的扩张更为税收授权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澳大利亚议会的立法方式

澳大利亚宪法没有规定议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力时的具体操作程序、标准和范围 ,这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代表行使立法权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参众两院的代表从各自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利益出发 ,在立法过程中 ,以民主、正当、公平、合理为基础 ,不断形成新的立法方式 ,这些方式对议会立法活动既有积极的作用 ,也有消极的影响。     

和谐社会与公众参与立法的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而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则离不开立法活动的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需要公众参与立法,而公众参与立法在加强民主立法、促进良法之治、提升公民意识、协调利益关系以及监督国家权力等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刑事立法效益原则的经济性解读

刑事立法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投入一定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刑法规范,使该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期达到其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效益取向,是立法理念的嬗变与进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法本身的正当性要求。刑事立法活动的经济性因素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和可节省性。刑事立法对效益原则的遵循,其价值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关系到立法本质的宏观层面。     

地方经济立法简论

地方经济立法是国家建立的具体的宪法制度的一个方面和应然内容,属于地方立法范畴,具有地方性、特色性.作为地方立法的内容构成和工作重点,地方经济立法是法律发挥引导、规范、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功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条件,发挥着补充完善、具体细化,具体实施、贯彻执行,铺垫先导、实验创新等作用.搞好地方经济立法,应当坚持时代精神、自主创新、和谐统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解读环境法的“立法悖论”——以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为视角

我国现行环境法未能妥当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以至出现法律法规频频出台但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却屡禁不止的“立法悖论”。本文对社会经济活动引发环境问题这一事实背后所牵涉到利益纠葛作进一步地剖析,试图对两种利益再作均衡,以寻求环境立法悖论的解决之策。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论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不断暴露,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损害各方环境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在于环境保护立法公众参与程度低,若要摆脱此困境,必须树立环境立法的民主与法治观念,拓宽环境立法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问题探讨

信用卡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一项比较新兴的业务,也是一项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业务。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是,随着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发展,其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对商业银行的危害性极大,造成的损失也不容忽视。因此,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地对信用卡业务风险进行管理尤为重要。     

全球化初期的闽商贸易

自古以来,闽商一直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者。早在1500年以前,具有浓郁海洋特色和冒险精神的商帮——闽商就已开始活跃于与亚洲诸国的贸易中,甚至深入到了阿拉伯乃至非洲地区,正是他们所带动的商品贸易间接促使了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欧洲人得以进入到全球化的贸易中来,由闽商开辟的对外贸易圈也随着欧洲人的进入不断扩大。但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是,不论何时,在这个全球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各个贸易圈都始终是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围绕着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展开的。     

正确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

保密与公开一直是保密工作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外，其他信息都必须公开。在新形势下，为妥善解决好保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保密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建立全新的保密工作制度，确保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不被泄露。     

社会冲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犯罪学为视角

我国社会当前相当一部分犯罪是由社会冲突引发的。这种剧烈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政治冲突,而是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交织,公民社会、理性社会尚未形成。因此,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尤其是治理犯罪,不能仅仅依赖刑事手段,应采取务实、多样化策略和技术,并逐步过渡到高水平的法治规则解决方式,即主要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其所有理论、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确定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应该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人得到自由、解放和发展,才能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把人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人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     

论我国见索即付保函法律制度的构建

见索即付保函产生于二战以后蓬勃发展的国际商业实践。突破了传统保函的从属性,具备独立性与单据化特征使受益人得到迅速、便捷的资金补偿,从而被商业社会普遍接受。但由于各国交易惯例的差异和当事人理解上的偏差,相关纠纷时有发生。我国商业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运用,但现有立法却仍没有明确其合法地位,也没有专门而系统的操作规范,司法实践亦对涉外领域和国内领域的保函效力予以区别对待。基于商业实践和保护相关当事人权益的需要,构建我国见索即付保函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社会转型与19世纪英国法律改革

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英国进入到了工业社会,由此英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由此导致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逐步向新自由主义转变,随之英国政府在19世纪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主动干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进行政治、社会和司法等一系列法律改革。     

我国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又重新抬头和泛滥,逐渐成为腐败行为的新手段.为此,我国政府在2006年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商业受贿罪是在商业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公务受贿罪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论从企业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企业家型政府对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只能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种过渡的政府形态,它必然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应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工作效率。     

苏州经验：经济驱动型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苏州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本质上要求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驱动全面现代化。苏州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一体化的步伐，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经济驱动社会民生，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苏州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是对后发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对于当前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经济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的基石；后发国家的政府要在制度供给上起主导作用；经济现代化要与社会民生建设协调共进，协同建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