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程序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监狱行刑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它是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在行刑过程中所必须遵循和履行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设计监狱行刑程序时应当由理性的行刑目的来指导和牵引，创设合理、有效的行刑制度，构建严密、通畅的行刑程序，并且行刑程序应当出于保护罪犯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监狱行刑程序要遵循依法、公开、公正、讲求效率和社会化等基本原则。目前，我国监狱行刑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为行刑体系不完整和行刑机制不健全。解决这些问题，需从思想上提高对监狱行刑程序价值的认识，需健全和完善监狱行刑制度，完善监狱行刑程序，健全服刑人员的维权机制，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清理，重构我国监狱行刑程序。     

论现代监狱行刑制度创新

罪犯因法律而产生,监狱因罪犯而存在,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为全面推进中国监狱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承"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的社会主义行刑文明,努力提高改造罪犯质量,必须对监狱理念进行更新,对监狱行刑制度进行全方位创新。     

论监狱的行刑主体——兼与张全仁教授商榷

监狱行刑主体应当是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行刑权的主体，只有监狱才是监狱行刑的主体。监狱行刑主体不等同于监狱行刑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制现代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制度内涵

当前,我国的监狱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前提是寻找自身的不足和差距,在理解传统监狱行刑理念的基础上,用全新的行刑观念指导监狱工作,推进监狱体制改革与创新。本文首先对传统监狱行刑制度进行了反思,分析了现代监狱行刑制度形成的外在环境,并揭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监狱行刑制度的内涵。     

论我国监狱减刑制度的完善

减刑制度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的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在我国监狱行刑中适用率较高,可以说是监狱行刑中的一项最具实用性的激励性制度。近年来,犯罪形势和罪犯改造发生显著变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断完善和修正,监狱减刑制度面临着许多挑战,应进一步完善减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权利保障和激励约束功能。     

监狱警务技术职务制度的构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为创制监狱人民警察的专业化分类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人民警察的分类也应当符合《公务员法》的规范，根据公务员法所确立的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的科学分类的要求，监狱警务技术职务概念应运而生。同时，监狱警务技术职务也有较为深刻的历史渊源、现实需要与理论根据，监狱警务技术职务的创制有助于加速推进监狱行刑工作的改良，有助于全面推进监狱行刑专业化的进程，也是监狱行刑专业化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我国监狱行刑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保障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 ,其生产经营战略亟待调适 ,应确立国家扶持、多种经营、不直接进入市场的监狱生产经营战略原则 ,以化解监狱面临的经济、政治、法律风险 ,纯化监狱的行刑主体职能。同时 ,应将监狱生产经营的调适纳入到监狱体制之中 ,为监狱行刑职能正常发挥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监企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从刑罚执行的角度

监狱行刑是我国刑罚执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效果好坏直接决定着刑罚目的能否实现。罪犯劳动是我国监狱企业运行的主要载体,也是与监管、教育并列的行刑方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监狱企业近年来面临一些困境,也影响到了监狱行刑。通过对罪犯劳动基本理论及在监狱行刑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对我国监企制度的改进路径。     

试述当前我国监狱行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狱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改造犯罪,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监狱行刑制度日益完善、监狱行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限制,我国监狱行刑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监就是依法行政——与胡炳卿同志商榷

监狱究竟是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这个问题决定依法治监如何定位。监狱在法律上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行刑”和“行刑机关”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并不妨碍它同时也成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治监就是监狱系统的依法行政。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