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境电子证据司法协助简易程序的构建

跨国网络犯罪的增加使得跨境电子取证的实际需求日益旺盛,我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为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跨境电子取证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网络主权、司法管辖权理论使得单边取证存在着非法性可能。传统跨境电子取证因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倒U型"取证结构而效率不高。现有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杂、时间冗长,无法满足打击跨境犯罪和电子证据取证的现实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取证的简易程序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现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适当简化,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构建境内外双方执法者直接合作方式合法化、派员调查取证方式、建立个案电子取证协助机制三种途径。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犯罪的新型犯罪，跨境网络犯罪就是其中一种危害巨大的类型。由于互联网空间中并不具备传统的国境概念，跨境网络犯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世界各国之间又不属于同一司法体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功能和作用就逐渐凸显，成为了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目前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争议，应该确立与协调跨境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原则，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所获电子证据适用机制，深化涉案资金追缴国际交流合作，从而加强和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方面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中的冲突与对策

刑事案件跨境电子数据的取证中面临着两个难点:电子数据侦查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跨境电子取证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应平衡案件侦查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网络服务商义务协助机制、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平衡跨境电子取证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我国司法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加强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合作,基于公民隐私程度、案件危害程度、不同对象、取证阶段等因素建立分层次的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跨境电子数据取证中保证各类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提高侦查技术水平。     

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下)

四．中国与外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及协助的实施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双边条约确定的协助范围,主要限定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与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具体说来,在条约中一般规定缔约双方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获取证人证言或鉴定人鉴定结论,搜查或扣押证据,提供物证、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与纾解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且呈现犯罪组织集群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过程隐秘化等特点。与此同时,跨境取证难、追赃挽损阻力大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核心人员查处难、非数额构罪要素适用等问题亟须解决。对此,应着力强化跨境联动,畅通境外取证渠道,提升追赃挽损能力,并在准确理解和适用非数额构罪要素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范体系。     

论刑事跨境取证中的数据先行冻结

网络犯罪的有效打击依赖于及时获取相关数据。在刑事跨境数据取证场景中,数据的高灭失风险与复杂的取证程序之间的矛盾催生了数据保全的客观需求。数据先行冻结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措施,针对的是具体案件中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数据,在其存在灭失、损毁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先行固定该目标数据以化解上述矛盾。数据先行冻结具有附属性、临时性、保全性、非必要性等特征,其功能主要在于服务后续跨境侦查取证措施,不仅可以与各类跨境取证措施相衔接,同时对于国家主权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权益的干预程序亦相对较低,可以有效弱化跨境取证中的规则冲突。在其具体程序建构中,需要国内法和国际法相配合以提供正当性基础,明确其程序要素,并着重为网络信息业者和个人信息主体提供必要的权益保障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论述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取证和采纳证据的影响,提出:为了使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必须了解和研究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遵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作者分析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建议我国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制定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几个问题

拟议中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应当确立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原则,以解决国内法规范与条约规范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异和冲突问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将国际刑事法院与"外国"平等看待,采用相同的标准处理由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对于以资产追缴为目的开展的刑事司法协助应当掌握比较严格的审查条件,需要对"财物"一词作出特别解释;在为执行外国没收令规定具体条件时,可以不要求以有关人员被判定有罪为前提条件,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在逃或者失踪情况下,只要没收是依照请求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而决定的,同样可以获得承认和执行。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类分层处理的路径

随着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趋向公司化、集团化，打击治理的难度逐渐加大。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剖析，可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隐蔽性增强、跨境打击情况复杂、证据链条有缺口等主要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分类分层处理的思维路径，加强提前介入工作，与侦查机关形成办案共识；借助信息网络优势，全面搜集证据；加强“诉审衔接”，营造良性互动局面；以案释法精准宣传，强化诉源治理。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调查取证

作者结合国际公约以及中国自８０年代至今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和涉外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总结分析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方面的各类问题。包括：提供证据和鉴定材料、扣押移交赃款赃物、代为询问证人、移送人员出庭作证、跨境调查、控制下交付等等。同时，对加强与毒品、经济诈骗、洗钱等跨国犯罪的斗争和健全我国司法协助制度提出了建议。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赃挽损的困境与司法对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损失能不能挽回是被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资金流转的复杂性、共同犯罪结构变异性、退赔责任规定原则性，传统犯罪刑事对策并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涉众型网络犯罪追赃挽损的需要。为此，应积极发挥能动司法观，运用司法的实质推理、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积极解释等法律方法，用足用好现有刑事立法的规定，积极构建刑事追赃挽损机制，对立法滞后性与模糊性进行补位，积极应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问题。     

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中拘禁措施的适用

由国家的司法主权所决定,任何一国都不能未经许可而在他国内进行司法行为。但随着各国之间民事、商事的交往和犯罪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这种跨国的司法行为又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由此产生国际司法协助。依国际司法协助的内容不同,可将其分为民商事司法协助和刑事司法协助。所谓刑事司法协助就是国家间为了共同打击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安全和基本秩序及人类共同利益,一国接受另一国的请求和委托,依照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或者在互惠的基础上,代为实行或协助实行与国家的刑事诉讼有关的司法行为。随着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和各国交往中的共同利益的增多,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也日益扩展,内容也日益深化。     

向外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问题

从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条约利用率的角度讲,我国应当鼓励更多的办案机关或其上级主管机关自行准备和起草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同时,刑事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和其他联系机关应发挥其专业优势,加强对办案机关在准备和起草请求书方面的技术指导。协助请求应根据具体协助活动的特点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被请求国对该请求的可接受性进行审查并使自己的协助活动符合我国办案机关的要求。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检察机关司法协助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司法协助工作发展迅速。从签订条约情况来看,据目前统计已达３０个,其中民事的９个,民刑事的１７个,刑事的４个。我国与外国签订引渡条约９个。除此之外,我国又加入了许多含有司法协助条款的多边国际公约。在检察机关方面,为了更好地与外国检察机关开展司法合作,自１９８８年以来,高检院先后与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蒙古等国最高检察机关签订了１０个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从司法协助的实践来看,近些年来,外国向我国请求司法协助和我国向外国请求司法协助的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综合认定”的理论审视和完善进路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综合认定”犯罪数额并不是放弃印证、允许证明责任转移,从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分析都应将其理解为,在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对印证模式进行优化与细化。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剖析,发现在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时存在因机械印证导致就低认定犯罪数额,抽样取证和审计报告等证据运用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总结典型案例中通过间接证据相互印证确定犯罪数额的裁判规则,减少对言词证据的依赖;明确抽样取证、部分大数据分析报告、审计报告的辅助证据地位,从法律和专业技术两个层面强化审查;在优化印证、加强推理的同时,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理顺裁判文书说理的行文逻辑。     

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回流”人员案件办理实践及思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回流”案件存在客观证据均在境外、犯罪嫌疑人辩解难以推翻的现实困境,可通过调取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轨迹记录、手机境外WiFi记录、资金交易记录等数据,建立数据信息关联证据模型,夯实客观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针对诈骗团伙持续“回流”情形,可以首案为切入口,明确犯罪团伙组织架构、诈骗手段,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其他涉案人员犯罪证据,依法追诉团伙成员。针对被害人难以找寻的困境,引导侦查机关利用大数据信息库检索报案信息,详细甄别案件关联信息确定被害人,全面认定涉案被害人,同时关注对案件关联事实审查,依法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研究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是双边刑事司法合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有很大发展,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条约的签署和适用,初步建立起刑事司法协助和打击犯罪合作机制.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是明显的,需采取适当的途径和措施,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已于2013年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2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