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常态下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问题探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部分基层干部责任担当不足"不敢为",干事动力不足"慢作为",能力素质不足"不会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容错纠错机制操作性不强,反向约束多问责压力大,责任边界不明确,压力传导失衡,正向激励体系尚不完备。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综合用好激励问责手段,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全面从严治党常态下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路径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部分基层干部责任担当不足"不敢为",干事动力不足"慢作为",能力素质不足"不会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容错纠错机制操作性不强,反向约束多,问责压力大,责任边界不明确,压力传导失衡,正向激励体系尚不完备。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综合用好激励问责手段,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多元主体的政府绩效评估重构探究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将越来越凸显出其实践价值。然而,审视当下我国流行的主要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明显存在着诸如可信度不高、形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多元主体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意味着公众意志的整合与表达,尤其是关注了政府责任意识与合作政府理念,从而在主体构成方面能够确保评估工作既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实现程序公正;又要保证实体公正,实现评估结果的高度公信力。这意味着,只有把公众本位贯穿于政府管理的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政府绩效的核心评估标准,建立和谐的多元评估主体关系,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政府绩效,形成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有序治理局面。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控权论视角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路径

政府绩效问责作为一种执行工具和制度安排,它具有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双重功能。在控权论视角下,绩效与责任并重、控制与激励兼容以及科层体制的制度保障构成绩效问责的控权治理基础,事前目标设定、事中检查验收与事后激励奖惩则形成绩效问责的控权行动规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取决于整体制度与行动系统的逻辑匹配、功能互补与流程衔接。政府绩效问责所面临的目标偏离、信息障碍、标准模糊等制度困境和责任厘定、行为监测与绩效反馈等执行难题,主要归因于科层体制下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非一致性与非协同性。对此,需要总体上审视绩效问责制度均衡条件与行动支持机制,通过分层设置绩效目标任务、实施清单式检查验收和分级对位奖惩,达成全域定责、全程督责和底线追责的有效控权和高效问责。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的完善——基于矿难行政责任追究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官员问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绩效评价和问责是较为薄弱的一环。从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六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结果的分析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和问责存在的抗拒执法,非法生产;超负荷组织生产;管理混乱,腐败等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国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做法,建议应分别从问责目标、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和方法、问责结果的应用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     

“放管服”改革中政务服务公众满意度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公众满意度导向的政务服务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结合政务服务的过程情境,构建了政务服务公众满意度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与分析发现:信息公开、公众期望和感知质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对公众抱怨与公众信任分别有显著的负向与正向影响;信息公开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期望,公众期望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质量,未有证据显示公众抱怨显著负向影响公众信任;感知质量对公众期望影响公众满意度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了注重政务服务线下服务质量、平衡宣传承诺与服务能力、政务服务信息公开的便民化、以政务服务提升政府美誉度的政策建议。     

从控制到治理绩效: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研究

从1953年起,中国逐步建立起控制导向的干部分类制度--干部分部分级管理制度,该制度突出科层体系中的"官一民"身份界分与等级关系.2006年的干部制度改革强调通过分类优化管理提高组织效率,表现出管理主义色彩,势必加重效率至上、弱化公共责任和治理绩效等问题.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应当从控制导向走向治理绩效导向,其基本特征是兼顾外部控制者、部门主管和普通公务员的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雇员利益的融合.它是外部控制者实施监督以提高政府回应性和服务性的问责工具,是部门管理者通过人事激励与约束提高组织绩效的管理工具,也是激发普通公务员自主管理和发展的赋能工具.     

组织属性融合下的激励模式转变

激励是使组织成员完成目标的重要手段。从激励方向与激励强度两方面看，组织激励模式可以分为正向强激励、正向弱激励、负向强激励、负向弱激励。从时间维度看，我国政府组织的激励模式经历了从负向强激励到正向强激励再到负向弱激励的转变。激励的多样性与激励的有效性并存这一现象是由组织属性决定的，在我国，承担国家治理职责的政府组织具有官僚制与干部制的双重属性。在不同时期，官僚制与干部制的契合方式决定了组织的激励模式，而激励模式也反作用于组织，使得其不断调整技术属性与政治属性的结合点，实现组织属性与激励模式的互恰。新时代我国政府组织将逐渐呈现“工具理性与政治属性的共融”,激励模式的调整方向是利用组织的双重属性进行优势互补。     

论大学制度的公正性

大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其正常运行有赖于制度的规范与要求。大学办学的有效性和办学水平的高低不但取决于是否建立了制度,而且还取决于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公正性是大学制度的根本属性。这种公正是绝对性与相对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是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有机统一。大学制度的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并往往由此而导致大学制度的公正性问题。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以大学使命的实现为本位,以创建和谐校园为手段,全面提高学术生产力,建立起大学学术繁荣的内生机制。     

培育公务员责任意识的合力机制研究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取向的确立,我国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由于多级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层层委托代理产生上下级利益偏差和背德行为、政府工作难以量化考核、奖惩机制不灵活、干部提拔上的不正之风以及治民导向的立法理念等多种因素,一些公务员责任意识仍然淡薄,影响了政府形象和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借鉴管理学激励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从政府层级及其机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问责文化塑造、政府工作方式变革四个层面构建了合力工作机制,旨在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来提升公务员责任意识。     

论公务员法中的责任行政

责任行政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意味着权力与监督的匹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一方面通过“以人为本”的理念、责任行政意识、法律至上和官民平等意识等内部控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公正的程序制度、问责制度、不作为的追究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外部控制方法,体现责任行政理念,维持责任行政。     

也谈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公正”问题

前不久，我国司法理论界针对目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提出要从解决“程序公正”问题入手的新概念。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不仅切中了当前我国司法领域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不啻是一次司法理论上的革命，将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由此而想到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这里的“干部”概念不包括公务员）如能科学引入和建立“程序公正”机制，则会使我们目前的干部人事管理水平大大上一个台阶，从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各项改革，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干部人事管理…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不担当、不作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不担当、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不想担当作为、不愿担当作为、不敢担当作为、不会担当作为、不真担当作为。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既有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压力和机制缺陷的外在因素。加强理想信念与宗旨意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想"担当作为;提高引领经济社会新常态本领,促进党员干部"善"担当作为;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党员干部"愿"担当作为;探索区分对待的容错免责机制,促进党员干部"敢"担当作为;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督促党员干部"要"担当作为。     

落实“三重保障” 切实推进干部作风转变

干部作风,是推进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干部作风的重要性,提出要坚持把改进干部作风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保证,充分调动起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干部选用机制的导向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的内生动力,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的执政环境对于干部作风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任务压力、问责风险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以城市管网巡护为例

作为一项弱组织激励任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讨论大多围绕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交易成本理论展开,忽视了政府组织中制度安排的影响。通过考察城市管网巡护过程发现: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选择"半科层制半市场化"的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问责风险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代理人的投机程度和上级政府检查力度的区别性组合塑造了地方政府的问责风险感知。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面对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的一种回应策略,背后的核心机制是压力型体制中的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这种权责关系主导了弱组织激励任务的执行过程。     

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实行村干部绩效考评机制的实践与思考——南宁市江南区的经验借鉴

南宁市江南区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和使用村级干部的工作机制,激发村"两委"班子和村干部队伍的活力,充分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2007年9月在南宁市率先试行了村干部绩效考评机制,出台了《关于村"两委"班子及村干部绩效考评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在江西镇同宁村、吴圩镇平垌村、苏圩镇那海村和延安镇延安社区开展试点工作。2008年下半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城区全面推行了村干部绩效考评机制,结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从授权研究方法到授权途径的探索——基于高校教师的调查

通过对不同视角下授权研究方法的梳理,建立了以结构授权为环境、领导授权为条件、心理授权为目标的实现有效授权的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对796名高校教师数据样本进行授权途径的模型拟合,结果表明:结构授权对领导授权和心理授权四个维度起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领导授权对心理授权的工作意义维度起正向影响作用,对影响力维度起负向影响作用;心理授权作为授权途径的最终环节,是进行有效授权的目标。     

健全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机制研究

可以建立体系化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机制,可以提升干部队伍的工作效能。要以注重实效为核心,深化思想引领机制;以积极向上为核心,强化精神鼓励机制;以公平合理为核心,量化物质勉励机制;以精准灵活为核心,优化发展引导机制;以公正透明为核心,细化保护保障机制;以严格规范为核心,硬化责任追究机制,搭建“六位一体”的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机制,推动干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作出突出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