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常态下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路径

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部分基层干部责任担当不足"不敢为",干事动力不足"慢作为",能力素质不足"不会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容错纠错机制操作性不强,反向约束多,问责压力大,责任边界不明确,压力传导失衡,正向激励体系尚不完备。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综合用好激励问责手段,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不担当、不作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不担当、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不想担当作为、不愿担当作为、不敢担当作为、不会担当作为、不真担当作为。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既有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压力和机制缺陷的外在因素。加强理想信念与宗旨意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想"担当作为;提高引领经济社会新常态本领,促进党员干部"善"担当作为;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党员干部"愿"担当作为;探索区分对待的容错免责机制,促进党员干部"敢"担当作为;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督促党员干部"要"担当作为。     

“敲打”何以激“奋进”：政府绩效问责对干部担当动力的激励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开展绩效问责工作,对绩效表现有待提升的部分干部进行“敲打”,以激发其担当作为。这也生发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具有负向惩戒属性的绩效问责何以激发干部的正向担当动机？本研究引入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利用面向基层干部的大样本问卷获取调查数据,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探究绩效问责激励干部产生担当动力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干部对政府绩效问责的主观感知,构成了绩效问责激发担当动机的关键中间机制,且这一机制包含了干部对绩效问责目标与公正性的两方面感知。具体而言,感知程序公正、感知结果公正正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激发机制;感知目标过载负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抑制机制;感知目标适配意味着工作挑战性的不足,不利于干部产生更强担当动机;感知信息公正虽有必要性,但在“化压力为动力”的过程中缺乏贡献。此外,该机制还受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即工作年限能在部分动力激发机制中起促进作用,又在部分动力机制中起减缓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绩效问责工作应强化干部对程序与结果公正性的感知,同时尽量减少其动力抑制效应的影响。本研究为打开绩效问责激发干部担当动力的机制“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健全部队党委议事和决策中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思考

健全党委议事和决策中领导干部问责制,可以有效推进党委议事和决策程序的完善发展,提高党委成员参与决策的能力素质,提升党委成员集体决策的质量水平。要在主张议题、决策咨询、监督评价、通报情况、担当首要责任中问责。党委成员和领导干部要增强担当问责的意识,党委内部要营造担当问责的氛围,书记要力做担当问责的表率。     

浅谈企业行政领导履行"一岗双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更是中央对国有企业提出的明确要求。作为国有企业行政领导,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责无旁贷,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以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自觉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将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实抓好,积极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立足“四个前面” 从严正风肃纪

正黄冈市工商局党组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作为班子建设的生命线,将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到工作的每个环节和流程,将"两个责任"覆盖到每个岗位和职位,立足抓早抓小、严管厚爱,以"四个前面"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把责任立在前面。牢固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渎职的意识。把责任压力传导到支部。市局机关率先在全市市直单位设立了"主体责任办公室"和"监督责任办公室",市县局机关     

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卫生计生事业——孝感市卫计委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侧记

<正>2015年5月,孝感市卫计委启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来,委主要领导带头讲党课、带头学习、带头从严从实,围绕强化担当精神、增强担当勇气、提升担当能力,教育引导全委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干净干事,争作为、创业绩,努力营造人人担责、事事尽责、层层督责的良好氛围,全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卫生计生,为大力推进"五个跨越",加快建设"五个城市"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作风保障。强化学习,凝聚担当负责的思想共识     

任务压力、问责风险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以城市管网巡护为例

作为一项弱组织激励任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讨论大多围绕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交易成本理论展开,忽视了政府组织中制度安排的影响。通过考察城市管网巡护过程发现: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选择"半科层制半市场化"的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问责风险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代理人的投机程度和上级政府检查力度的区别性组合塑造了地方政府的问责风险感知。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面对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的一种回应策略,背后的核心机制是压力型体制中的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这种权责关系主导了弱组织激励任务的执行过程。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做到全面用力,又要实现重点突破。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党内监督。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使其成为规范党员行为的硬约束;端正用人导向,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把干事创业、勇于改革、敢于担当、作风扎实的干部提拔使用起来,让那些有信念、有思路、有激情、有办法的干部有舞台有作为;创新基层党建,巩固执政基础;坚持反腐倡廉,深化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推动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控权论视角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路径

政府绩效问责作为一种执行工具和制度安排,它具有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双重功能。在控权论视角下,绩效与责任并重、控制与激励兼容以及科层体制的制度保障构成绩效问责的控权治理基础,事前目标设定、事中检查验收与事后激励奖惩则形成绩效问责的控权行动规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取决于整体制度与行动系统的逻辑匹配、功能互补与流程衔接。政府绩效问责所面临的目标偏离、信息障碍、标准模糊等制度困境和责任厘定、行为监测与绩效反馈等执行难题,主要归因于科层体制下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非一致性与非协同性。对此,需要总体上审视绩效问责制度均衡条件与行动支持机制,通过分层设置绩效目标任务、实施清单式检查验收和分级对位奖惩,达成全域定责、全程督责和底线追责的有效控权和高效问责。     

论行政问责的责任与归责原则

行政问责所问责任是对行政官员行政失职行为所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具有第二性责任、惩罚性责任和对内责任的特征。行政问责原则是问责规则制定主体基于某种价值取向而确定的追究责任的依据或者标准。行政问责应当以过错原则为核心归责原则,但判定过错时,允许采用违法、违规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作为补充性的客观过错归责原则。结果原则因其重重弊端,禁止单独适用。过错原则适用时,一般以"明显不当"为原则,特殊情况下以"一般过失"为原则。     

试论创建敢于担当者担当机制

改革进入深水区,干部干事创业创新难度大,需有担当者,建立相容的制度安排和相容的宽松环境,也需提高担当者主体的综合素质的担当事权与责任,更需创建担当者担当机制。     

工作要有责任担当

<正>2014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曾表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习总书记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14个字掷地有声,它既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表率。作为党员干部,就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勇敢地担当起我们应该担当的责任。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责任,     

错案评价问责机制研究

错案问责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责任制,将错案的所有风险不加区分全部划归主审法官,这种问责机制不仅不利于减少错案,反而会激励法官以滥用调解、请示或"勾兑"监督者等方式逃避责任,引起更多的负面效应。建立在犯罪预防理论基础上的错案问责过分倚重惩罚,不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无法为法官预防错案提供正面激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查清并区分错案原因,将错案风险分配给能够有效控制该风险的主体;只有在法官有能力而未采取措施控制错案风险时才启动法官问责程序,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法官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纪检组)要承担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提出,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为我们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责任追究指明了方向。新形势下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既要纪律挺在法前,又要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既要严格合规管理,又要完善制度改革创新;既要层层纠错追责,又要促使干部担当作为;既要抓好关键少数,又要管好基层各级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干事不负民望 担当不辱使命

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责任重于泰山,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能够担当.新形势下,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在干事中担当,对更好地肩负起使命责任,走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而深远.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建立容错免责工作机制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正>敢于在改革深水区往前蹚是一种勇气和担当。面对改革开放和从严治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尤其要倡树"为敢于担当者而担当"的良好风气,建立健全容错包容、有错纠错、容错防错、澄清保护"四位一体"工作机制,旗帜鲜明地保护那些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狮子型"干部,让干部放手放胆干事创业、改革创新。一是建立容错包容机制,为担当者戴上"护身符"。面对作风建设新常态和改革发展"深水区",在不少党员干部中存在"三怕":一怕改革创新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