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累加理论——集体行动的一种叙事框架

本文利用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分析集体行动的过程，解释集体行动之所以产生的宏观过程以及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的微观过程。综合运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些主流解释框架，在叙事中加入机制分析。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三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与“去中心化”为基本品性的西方治理思想不同,“政党引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源于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独特的文化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厚重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为理论支撑,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模式厚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民本思想”之中,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百年创新历程,打破了西方社会治理中“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圭臬。在理论维度,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确立和强化了党在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建构性与引领性功能,建构了一种基于“政党-国家-社会”三元互动框架的社会治理模式,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既有治理理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话语的治理方案。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2009年10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是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她用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三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治理之道。她的理论结论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对小规模的公池资源管理来说,有很多自主治理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她总结了成功的八条经验,分析了失败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之道。     

要素嵌入思维下多源流决策模型的初步修正——基于“网络约车服务改革”个案设计与检验

目前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都在关注两个概念:治理和政策。真正的治理性政策大部分都在关注效果,但其本质却是从决策开始。在国家治理的决策环节,多源流模型经久不衰,但是基于其解释决策过程的模糊性以及三大源流独立和中国经验之间的差离,某种修正实属必要。论文基本思路是采取要素嵌入的视角,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双重自主性和双重实质导向出发,提出政策理念、政策形象、关键个人和机构运作四个要素(简称"4I")。在分析框架上,4I要素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其前置环节是政策制定,后置环节是源流运行。在政策制定中,4I要素主要嵌入到联盟互动;在源流运行中,4I要素主要作为源流信仰的排序加以嵌入。这种双重嵌入特性通过"网络约车服务改革"案例来进行说明和检验。最后指出,个案检验存在效度不足问题以及后续研究需要深化多案例在4I要素嵌入的粘附性问题。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集体行动成为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网络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传统集体行动的特征:其发生场域是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络民众,客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呈现,主要方式是网民的口头抗议与表达。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西方理论解释框架和本土解释模型为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范本,价值累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取向以及本土解释模型中的怨恨变量、动员变量和理性变量经过适当的调整同样可以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对2008年的五个网络热点事件的剖析或许可以佐证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政府绩效生成路径:新范式下的理论及其解释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绩效管理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政府绩效超越了经济、效率、效益的概念内涵,转而强调在社会价值建构基础上的多元治理。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主要是社会历史情境依赖下的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否成为衡量绩效的根本标准。在对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美国波特兰市城市规划为案例,对新范式下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了叙事性解释,并提出了研究结论和启示。     

比较-历史-结构:基于中国政党功能的比较政党学新分析框架

本文指出现有的政党功能分析框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党现象,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政党功能的新框架.新分析框架以中国本土政治为比较中心,由基于比较的通用-特用功能、基于历史的初始-扩展功能、基于结构的行为扩展-相对差异三维构成.在第三部分中,本文以中国政党为案例,应用新分析框架做出了分析展示,以检验这个分析框架对中国政党功能分析的适用性.     

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公共治理视角中的“政党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治理理论在各国改革实践的广泛运用,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框架.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研究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和善治中的责任和地位."政党治理"问题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积极正面回应.执政党必须在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中寻求各自的行为边界,并要遵循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的原则思路,寻求科学的政党治理结构和方式.     

政党嵌入如何改善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基于两个社区的比较

党在社区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通过政党嵌入来改善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状况是值得研究的主题。通过对两个社区案例的对比研究,政党嵌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党嵌入构建优良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涉及治理网络、治理资源和治理体系等三重维度。其中,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是优化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核心要件,通过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公共安全治理,政党嵌入构建起良好的公共安全治理网络。政党通过对社区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以及分配,为社区公共安全问题解决提供基本操作可能。要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构建起包括主体、客体、目标和方式四个基本要素在内的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推动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持续改善。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合作网络视阈下网吧治理模式探析

网吧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网吧自身的问题,它还反映了政府失灵和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不足的问题。要解决网吧问题,政府部门和非政府主体就必须构建多中心的合作治理网络。通过构建合作网络中的制度框架,优化公共行动者的互动环境,改善网吧治理的合作互动方式等途径,来实现共同治理机制在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和适当的张力,以期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冲突治理视角下的政策过程模型

本文试图将冲突治理这一新视角引入到政策过程研究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在回顾现有政策过程理论和冲突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一个冲突治理视角下的政策过程模型框架。此框架包括政策过程不同阶段的冲突特征、冲突的演化及冲突的行动者等要素,以及冲突过程与政策过程的互动。然后,以专车政策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阐释与说明。     

社区居民参与的四种分析路径考察——以上海城市社区为例

大多数城市社区居民公共参与水平不高,已为不少经验研究所证实。但是,笔者发现也存在一些居民参与异常活跃的社区。对于哪些因素造成了居民参与的差异性,本文基于对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和社会资本理论的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分析,尝试给出初步的解释。     

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内涵、生成效应及应对思路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演变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竞合的社会结果,在嵌入信息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管理组织技术中,从价值链管理角度看,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多场域、多环节、多主体、全程化的协同合作整体治理创新体系和供给实践新形态。研究从价值链到公共物品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的内涵解读,比对揭示了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生成背景、需求响应度、主体关系、供给绩效、供给方法和供给主体能力的差异属性,以及公众消费需求导向、多维叠加流程、网络平台化组织技术手段、供给价值增值目标塑造和整体有机协同合作等特征。追溯其治理生成效应:公共物品供给侧创新发展的整体性治理及协同机制、共同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供给生态圈和差异化优势、公共物品供需匹配及无缝衔接的三重效应、效能和价值双重目标框架下的"三性"治理逻辑是其合理嵌入的直接动因。并以利益协同、主体接点对接、需求管理及整体激励等策略实现对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长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