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的局限及完善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制度，学术界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合同法》第189条之冲突等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文章就赠与合同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赠与合同三题

首先 ,《合同法》的颁布并未平息赠与合同究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的争论。笔者认为 ,《合同法》第 186条第 1款所指的赠与仅有诺成合同之名 ,却有实践合同之实。与其如此 ,不如直接将其规定为实践合同。这样较符中国的国情 ,而有利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该条第 2款所指的赠与显然具有诺成合同之特征。其次 ,该法第 189条关于赠与人损害赔偿之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待明确。最后 ,受赠人是否应有行为能力之限制 ,则应区别对待。     

论物权登记与合同生效－对《合同法》第44条的学理解释

《合同法》第 4 4条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合同法》有关批准、登记的条文还有总则第 77条第 2款 ,第 87条 ,第 96条第2款 ,分则中赠与与合同第 187条。另外 ,在买卖合同中 ,第 133条和 135条也涉及到批准登记。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均取决于对第 4 4条的解释。首先 ,从第 4 4条的规定看 ,《合同法》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生效 ,从而改变了将两者混淆或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区分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的合同来说 ,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是同时发生的 ,也就是说合同在…     

赠与合同若干问题探析

赠与合同是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一类有名合同 ,同时它也是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转移一定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单务、无偿合同。文章就赠与合同的成立、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及赠与人不履行赠与义务的抗辩权等问题 ,结合我国《合同法》立法实践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完善我国定金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经济合同法第1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可向对方付给定金。经济合同履行后定金应当收回,或者抵作价款。”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我国《民法通则》第89条第三项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几个单行的合同条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是我国定金法律制度的主要立法依据。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法律规定的定金制度还不     

论赠与人的责任

赠与合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合同的一种,《合同法》专章进行了规定。赠与人的责任可归纳为瑕疵责任(包括故意不告知受赠人瑕疵、保证无瑕疲、附义务的赠与)、缔约责任和违约责任等三种,其承担责任的条件、责任方式、赔偿范围等各不相同。     

浅析《合同法》第51条之漏洞

《合同法》第47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第48条(无代理权人订立的合同)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而《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却未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本文从《合同法》立法所选择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视角进行了探讨,认为从我国《合同法》立法选择债权形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出发,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在《合同法》第51条中,应该当然地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实际未为之,显属法律之漏洞。     

试论涉外经济合同当事人准据法的选择 兼议《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与当前各国在解决国际合同之债法律冲突的问题上,普遍采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相一致的,即由合同当事人自己来选择适用于该合同关系的准据法。既然我国法律赋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那么,当事人究竟应该怎样来正确行使这一权利呢?本文拟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的四个不同角度,作粗浅的探讨。     

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夫妻财产“赠与”规定之反思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6条和第7条第1款关于《婚姻法》第18条所涉夫妻个人财产的释法性规定，过于强调在当今离婚率高企情况下夫妻财产分割裁判标准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该解释第6条将夫妻间财产赠与视同社会一般人之间的赠与规定，忽视了夫妻之间的身份性和家庭的伦理性特征；第7条第1款看似平等的权利制度，实则剥夺或削弱了法律对家庭弱者的保护，加剧了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与婚姻家庭法保护家庭弱者利益的宗旨相悖。因此，有必要从司法解释、法律适用和立法设计等层面对相关规定进行整合与完善，以期使我国婚姻立法（包括司法解释）方面过于强调财产规则而对婚姻自身特征重视不够的局面得以改变。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有关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的争论无论在我国还是其它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扰。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被认为是效力待定的。但是无论从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合同法》与《物权法》的衔接、还是从法律体系的逻辑性及法律实务操作等方面进行探讨,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都应当被认定为是有效的,我国现行法律理论和实务均应肯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造血干细胞捐献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造血干细胞捐献本质上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和第三人利益合同。造血干细胞捐献不单单是一种公益行为，它还会在多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各种法律关系。志愿者尽管基于身体权可以撤销赠与，但由此造成患者的损害应由志愿者承担。我国应加快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的专门立法，通过法律对失衡的利益进行调整。     

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或实践性之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虽然对赠与合同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因为立法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使得赠与合同究竟是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仍未臻明朗。为此，本文参考外国立法模式、结合我国立法条文分析认为：赠与合同应是诺成性合同。     

从民法解释学角度论《合同法》第51条的法律漏洞及补救

《合同法》第51条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存在法律漏洞。此漏洞的补充,一是对《合同法》第51条做出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二是为《合同法》第51条设定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确定其法律效力。     

历史主义视角下合同效力正当性问题的理论脉络——评徐涤宇《原因理论研究》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可是,为什么合同可以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法律约束力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合同效力正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合同法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法系中有不同的解答。     

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与劳务合同浅析

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与劳务合同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三种不同合同,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劳动合同在《劳动法》中有相应的规定,而且规定也非常简单,雇佣合同和劳务合同根本就没有法律做出明确规定,只能根据有关民法理论进行判案,以致于在司法实践、劳动行政执法中对这三类合同的认识产生偏差。本文试图对这三类合同进行辨析,以期对这三类合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概念。(一)劳动合同。《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这一规定,被我国的劳动法理论界和司法机关认为是劳动合同的定义…     

从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论公司对外担保

《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在对外提供担保时需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作出决议,但是此条缺少对担保合同效力的规定,使得对于此条中的三个条款应如何理解和适用产生了很大争议,主要焦点为在决议效力有瑕疵的情况下其效力能否影响外部的担保合同效力。基于第16条文义本身实则难以看清公司对外担保的整个流程,而《民法总则》第134条将决议行为纳入法律行为体系,加之新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于决议不成立以及决议失效后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这有助于我们理清公司决议和对外担保合同的关系所在。在理论和立法都趋于成熟的背景下,可以将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分为对内决议行为和对外担保合同,对两个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分别评价,以解决《公司法》第16条因缺少法律后果而产生的争议。     

关于保险费的几个问题

保险费是保险人的收入来源 ,支付保费是投保人的基本义务。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等无对此作出了不少规定 ,但在立法及现实操作中还存在不少疑点。一、保险费支付的性质界定《保险费》第 13条规定 :合同成立后 ,投保人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发生于保险合同成立后。显然保费的支付不是合同成立要件 ,但有人认为保费的支付是保险合同生效要件 ,保费支付时保险合同才发生效力。在我国《合同法》制定以前 ,我国法律体系并未明确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保险费》亦仅仅规定保险合同成立 ,而未规定生效。那么 ,保费的支付是合同的…     

论食品安全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针对食品安全案件中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为侵权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根据具体情况既可附加于合同责任又可附加于侵权责任中。三法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赔偿范围方面各有不同。在构成竞合的情况下,在合同责任内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应为特别法;在侵权责任内部,应当允许受害人根据个案选择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或《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中出租人通知义务探究

《民通意见》第118条、《合同法》第23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均规定了出租人出卖房屋时的通知义务。学界对该通知义务历来缺乏深入的研究,严重妨碍了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亦不利于当事人利益之保护。出租人通知义务系观念通知,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定附随义务,亦是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对该义务的违反,应区分是否侵害到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相应发生合同无效、侵权损害赔偿与合同不生效的法律效果。     

雇佣救助合同法律适用论辩——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之评释

对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我国学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雇佣救助合同应当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的相关规定。雇佣救助合同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存在弊端,不仅忽视了雇佣救助合同的特殊性,也不足以调整雇佣救助合同,并且难以处理雇佣救助合同与其他海事法律制度的衔接。关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救助款项,《海商法》第176、180条以及第183条的规定均可在特定条件下予以适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与《海商法》修改并无直接联系,但该法修改时应对雇佣救助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各界应审慎看待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