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当代中国社区警务的基本理念及其培育

我国社区警务理念是在对传统警务模式进行反思,对国外有关国家的社区警务理论及实践进行借鉴和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社区警务基本理念的内容涉及到如何治理好社区治安的一系列观念,包括对社区治安治理主体的认识,社区警务目标的确定,警务活动模式和方法的选择等,社区警务理论的产生和发育,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需要一定的机制来培育。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社区治安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理的安全基石。有效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安治理新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崭新而高级的治理形态,协同治理成为提升社区治安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以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可发现我国社区治安面临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孱弱、协同制度缺位及催化领导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社会治安力量、完善协同制度设计、强化催化领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协商对话、利益协调、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等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治安协同治理持续良性发展。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建设

社区治安建设具有"整体化""混合化"和"模糊化"等特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对于社区治安多专注于社区或治安之上,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和对社区治安重要价值认识不足等问题。运用"场域"这一社会学理论工具,可以深入分析社区治安参与和内部亚场域,构建出社区治安权力场域、信息场域和舆论媒介场域。社区治安场域概念的提出为今后的社区治安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社区治安内部亚场域的构建为当前实践问题提供了相应对策,为实践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社区治理与心理建设、心理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直面社区治理的具体问题,需要心理学的介入,也更需要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要全面认识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的意义,深刻把握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供需现状,系统推进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城市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运行规律,形成创新合力。     

台湾学界如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台湾学界形成了以"社区营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其研究大多受"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影响,遵循社区主义逻辑。相关研究逐渐从早期宏观的政策评估,转入微观的治理要素分析,借助社区主义、政策网络、社区能力、社区赋权、社会资本等多元视角,台湾学界主要对"社区组织能力与社区赋权、社区治理政策的价值与机制、社区参与与社区资本"等要素展开了研究。总体来看,台湾学界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日益微观和精细化,与此相应,不可避免地存在缺乏"结构化、过程化理论关怀"的缺陷。大陆学界除了要学习其精细化、差异化的研究优势以外,亦需推动结构化、过程化研究,开展制度的、比较的研究。     

治安防范社会化产业化初探

治安防范社会化强调的是多渠道筹集治安防范资金 ,形成一种参与各方齐抓共管、共同受益的机制。治安防范的产业化意味着它将逐渐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特殊领域。治安防范产业化所涉及的领域有保安服务、物业安全管理、财产保险、外来人员集中住宿、机动车停放管理等方面。治安防范社会化的主要渠道是民营企业自律 ,城市社区管理 ,农村村民自治。发展治安防范社会化、产业化 ,要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加强领导 ;加快立法进程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扩大服务对象 ,完善多样化服务形式 ;加强引导 ,强化监督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多元主体已广泛参与到养老服务领域中,极大地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但实践中经常存在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政策效率,必须推进体制、机制以及手段、内容方面的创新。文章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工具层面、政策层面构建了社区养老服务的一个分析框架,且分别从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信息化网络技术工具的采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内容创新三个方面,就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安全,还是秩序——治安理论与实践之上位概念分析及选择

治安理论与实践的上位概念或核心范畴———能够规定、衍生治安学基本概念的范畴———是国家关于治安价值、政策、制度、策略、工具选择的理论逻辑起点。治安学理论研究状况凸显了我国治安学界在理论治安学构建方面存在的最需要关注的缺陷———治安学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上位的核心概念。安全是主体对客观的安全状态的反映。治安学论域的安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非危险关系———社会安全关系,其典型结构形态是社区安全复合体。治安秩序是由国家安全政策、治安行政和刑事法律、法规所确定和协调的以社会、社区安全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外显形态。安全是秩序的实质内容,秩序是安全的规则形式,安全与秩序具有共在性。安全关系是治安领域固有的唯一的自变量,是划分治安秩序边界的根本依据。社会共同体及其主体间的安全关系行动有圈地自守型、攻城略地型、分工协作型和和谐发展型四种基本类型,分别决定着各个层次不同的治安秩序运行形式。     

武汉市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路径初探

推行精细化的社区治理是破解诸多社会治理难题、提升居民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武汉市以"红色引擎"工程为依托、"三社联动机制"为纽带、"网格化治理"为重要手段,在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包括:对居民的服务需求定位不精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协作性不足、管理和服务手段不够丰富等。积极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持续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对于武汉市建立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来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大数据智能化运用的老旧小区治安治理理念创新与体系重构

当前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化为治安治理工作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公安机关作为治安治理的重要主体必须立足社区警务工作实际,使大数据与警务工作相结合、与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以老旧小区智慧社区建设为实例,分析其挖掘和整合治安治理资源、为治安治理提供数据支撑、提升老旧小区治安防范水平的措施、经验,可以借此为加强老旧小区治安治理、推动公安基础和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提供实践参考和对策建议。     

趋同与共生：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从模仿到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因应

城市边缘区社区因寻求社区集体的发展权益、制度配置的优势地位、要素流动的空间正义而选择模仿城市或乡村的社区治理方式,逐渐与城市或乡村社区在治理方式上呈现“趋同”样态。社区治理方式趋同程度加深使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陷入“选择定式”困境,而走出此困境的逻辑是适配自洽所趋同的社区治理方式,引导城市边缘区社区走向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样态。达成社区治理方式共生的前提是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而真正实现自主治理需要对妨碍自主治理实现的弱项展开多维剖析。以身份构建、资产管理、产业运营、职能框架为着力点,明确城市边缘区社区法律地位,规范城市边缘区社区资产管理结构,鼓励城市边缘区社区产业发展,明晰城市边缘区社区共治联系,从而为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提供保障,为推动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方式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创设前提条件,为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社区治安群论

社区治安群理论是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治安治理理论范式和认知框架,具有自身的概念、范畴,命题、假设,逻辑结构,形成、发展条件,动力机制,运行模式,优化途径,权力与责任体系设置原则以及制度创新体系构建理念和绩效评估方式选择等理论。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中等城市治安防控区及社区警务建设模式

治安防控区是在社区警务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和社区内居民数量而在若干社区设置的治安防控网络及治安互动系统。治安防控区及社区警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有关部门相互协作配合 ,共同完成。中等城市构建治安防范网络 ,要逐步完善基层治安防范体系 ,在市区范围内推进治安防范控制责任区和社区警务建设 ,努力构建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