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推行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思考

当前,传统的群防群治工作出现弱化趋势,社会治安管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新形势下推行治安管理社会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治安管理社会化包括治安活动的组织化、安全服务的市场化、打击犯罪的合作化、城乡管理的均等化、宣传教育的大众化。要实现治安管理社会化必须建立以党政支持为保障的社会化管理机制,探索以市场化运作为方向的治安管理新方法,完善以社区警务为主导的社会化治安防控体系,构建以警务合作为依托的打击违法犯罪新格局,营造以宣传教育为支撑的治安管理社会化环境。     

浅谈社会治安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目前,我国社会治安资源并未充分开发,治安防控仍缺乏社会合力,影响了全社会齐抓共管治安格局的形成。整合与利用社会治安资源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构建力量多元、合作互动、基础扎实、主动高效、利益一致的社会治安管理网络,努力实现公安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公安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治安管理格局。     

加强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

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工作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机关新的工作内容,也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新的社会治安形势的重要举措.当前交通治安管理工作存在思认识不深、管理体系不顺、管理职能不全、打处难度增大、警力不足突出等问题.要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交通治安管理工作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中的现实意义;完善组织体系,为交通治安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坚持综合治理,积极借助社会力量,巩固交通治安秩序稳定;树立服务理念,强化行业管理,确保行业稳定;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提升交通治安管理工作效能.     

国家治理视域下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章修订的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思路。为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制度,建议将治安调解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章中规定并加以完善,同时把该章名称“处罚的种类和适用”改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理”,着力完善治安调解、治安管理处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该章规定形成相对完备的治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制度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验与改进路径——基于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

2020年暴发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武汉构筑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公安机关以"当先"精神维护社会治安、基层社会组织全力以赴维护社区秩序、社区物业积极配合封控小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控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典模式。基于武汉应对疫情防控模式的经验总结,下一步应从法律完善、治理技术保障、激励机制保障、社会力量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治安治理的良性格局,为常态化防控提供借鉴。     

NPO与社会治安和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工作薄弱,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要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要充分调动和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NPO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参与治安由来已久,形式多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它强调国家政府、社会和市民三者上下合作在治安管理中的互动和共同作用,旨在构建一种灵活、分权式、多中心的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同时实现NPO自身的公益、市场价值。政府要正视和重视NPO在治安中的效能,强化监管,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中的人、财、物、技术在治安管理过程中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发挥社会治安管理综合效应,增进社会和谐。     

农民治安意识与农村治安社会化参与——对浙江省农民治安意识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治安意识是治安管理社会化的社会思想基础,农民治安意识的水平决定着农民参与农村治安的状态。调查发现,浙江省农民的治安意识水平虽然总体上较高,但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农民治安参与意识、邻里互助意愿虽然较高,但与实际情况存在比较明显的背离;农民对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认同度比较高。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民个体层面的治安意识主要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现代意识及既往被害史有关,而集合层面的治安意识与当地人均收入及总人口与警力比无密切的内在关联。应加强治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农民治安防范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充分挖掘农村的治安资源,多策并举,建立和完善农村治安社会化参与模式。     

试论我国安全保卫人力资源的整合

安全保卫人力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安全保卫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保卫人员、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大型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民警、护厂(校)队,以及交通协管员、治安联防队员、治保积极分子等。在新时期,这些安保人力资源在保卫社会安全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在整分合原则的指导下对我国安全保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     

治安意识刍议

治安意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治安管理社会化领域的一个崭新课题。治安意识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既有经验世界的某些特征,又有观念世界的某些成分,是社会成员防控治理社会治安行为的必要心理和思想基础。治安意识有着较为复杂的形成机制,既受社会客体条件的决定,又受主体自身心理水平的制约。治安意识有着广泛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不同的社会个体身上往往有着类型、层次上的差异。重视并加强对治安意识的研究,既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又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大学城片区社会治安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海口桂林洋高校区为例

大学城片区因高等教育大众化、校园空间开放化和周边环境复杂化等原因,治安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完善大学城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探索大学城治安管理新机制、推进大学城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源头预防犯罪的人本管理模式四个方面加强和改进当前大学城片区社会治安管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