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

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边疆考古学文化分区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因此边疆考古的学术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后,学者们并没有从思潮澎湃的海洋寻找到登上陆地的通路,无论是官方的学科目录还是教育专业设置,都还没有给中国边疆学一个正式的名分,每个研究团队或者个人都是依附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文化传播学下开展边疆学理论研究。这种状况说明,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出发点需要重新认识。以中国边疆理论的“元”问题为核心,努力解构边疆观,是重构中国边疆学的逻辑起点。解构边疆观,就是从学理上批判目前流行的边疆概念和观点,指出这些流行观点对边疆学创新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的边疆学建构的出路,以期实现重构边疆学。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作用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方面:和平跨居论;族群—国家冲突论;边疆跨界民族问题治理论;特定边疆跨界民族非传统安全治理论。这些观点往往只侧重于跨界民族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总体上偏重于突出其消极作用。应辩证分析和看待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     

关于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国际战略与外交方针一章的编写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那就是在60年代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 ?“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在当时中国外交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如何看待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方面的不同见解 ?为什么说 1 969年是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转折点 ?我愿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第二中间地带”观点的由来及其作用　　最初的“中间地带”观点 ,是毛泽东在 1 946年 8月 ,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他当时针对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 ,指出“美国…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我国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与特殊客体

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把国家治理划分为腹地治理和边疆治理。在边疆治理中与腹地治理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而边疆省区面临的特别迫切或特殊的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特殊客体,包括边疆开发和发展问题、民族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政治认同问题等。区分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是为了凸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确实具有特殊性,对特殊客体的治理彰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对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而面对动荡多变的当今世界,中国边疆史地工作者更应该直面当代中国边界的诸多问题,通力合作,进行创造性、超前性研究。并提出在研究中必须注意处理好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5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课题组的积极推动下,由云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主办,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云南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知名学者与会。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周平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和边疆中心党委书记李国强研究员分别致辞后,周平教授、邢广程研究员、李红杰教授、马大正教授、周伟洲教授、郑永年教授、姚大力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最后,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主持"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授牌仪式。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基于明朝治理北部边疆及其与蒙古关系的反思

中国历史上的历朝政府,为了控制和管理边疆地区,设立机构,配置力量,协调民族关系,积极拓展国家统治力量对边远地带的渗入,治边理论和经验日趋成熟和完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念和阶级属性等所决定的自身缺陷,历代王朝所宣扬的以"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羁縻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治边理论或政策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明王朝在治理北部边疆和处理与蒙古关系问题中的成败得失就值得深思。     

论边疆治理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是最早提出边疆治理概念并深耕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学科。目前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仍面临着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和激发新的知识增长点等问题。比较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之一,将这一方法引入边疆治理研究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即“比较边疆治理”。但要使“比较边疆治理”成为较具活力和贡献力的领域,不仅需厘清比较的基本逻辑,把握研究的主要论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研究的维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有效谋划好边疆和边疆治理,更应重视和加强边疆治理的国别比较。其中,大国的边疆统合、强国的边疆战略、邻国的边疆政策及小国的边疆经营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避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     

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

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政治概念,有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含义,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多样、问题复杂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取得若干共识,并对当代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两个时期,其中四端治理举措是须予以关注并应着力研究的。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推进边疆发展与稳定。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从考古学上进行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需要超越物质文化层面的认识论基础和考古人类学的视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八种模式,这些边远地区串连而成的四条考古学文化地带和民族走廊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表现出显著的历史意义。     

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有效治理的需要,往往把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界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边疆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主观构建的产物,所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变动着的存在.国家在发展中普遍存在“核心-边缘”模式,因此,边疆虽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地带,但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着边疆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间的边疆争夺才不断上演,导致了无数的边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