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惩治与预防——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变迁七十年(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核心目的的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架构到日趋完善的阶段。其中,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文件,确立了我国"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同时设置了具体的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和审判要求,以契合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价值取向。少年法庭、少年检察机构的相继设立与发展,为实现上述司法干预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现有的依托于刑事案件的单一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当在区分式的独立少年法体系中,将多元的保护处分、分级处遇程序和关注于事先预防的临界预防程序纳入现有的司法干预体系中,"以教代刑",以更好地实现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的矫治和预防。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出路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作了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解读

社区矫正制度是中国在少年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大胆的探索,对其建立的现实依据以及运行情况进行总结,是建立与完善统一的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前提。     

当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犯罪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少年犯罪与失足问题也是各国需要积极应对的共同课题。本文将在梳理美国、德国以及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归纳当代少年司法体系的类型和特点,并进而分析当代少年司法体系的动向与趋势。准确认识和把握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将为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     

简评美国少年司法中的未成年人移送制度

以国家亲权为基础的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注重对未成年犯个体情况的关注,通过对罪错少年的恢复和治疗而希冀帮助其回归社会。然而少年司法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终究存在缝隙,美国少年司法中的未成年人移送制度则是沟通少年司法制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移送未成年人至成人刑事法庭审判意味着放弃对未成年犯的特殊保护。这一程序被认为对保障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美国少年司法刑事政策的转变,移送程序的适用越来越广泛和普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域外司法机制的基本理念可以为我国制定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控制策略和相关司法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的历史和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历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少年司法制度探索的深入,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本身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向外延伸”方面的缓处考察、诉前考察和社会服务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如帮教组织的老化、不固定,重教轻帮和相应立法的缺乏等。     

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的历史和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上海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历来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少年司法制度探索的深入,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本身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向外延伸”方面的缓处考察、诉前考察和社会服务令;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如帮教组织的老化、不固定,重教轻帮和相应立法的缺乏等。     

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论

迄今为止,对于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内容的探讨还不多,尤其是在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含义的界定上。人们往信根据自身对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来探讨其内容,导致关于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很不统一的局面。根据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以及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确立了四大基本原则:双保护原则;预防为主、减少司法干预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原则     

警察职能视野下的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管护

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是少年司法的重要内容,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进行管护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公安机关可以在建立、健全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再犯罪风险评估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多元化教育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警察职能,构建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管护机制,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国外社区预防和矫正少年犯罪的实践与启迪

通过社区对少年的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和矫正的实践在我国刚刚开始,有些国家则对此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本文对联合国青少年立法中有关社区在预防和矫正少年犯罪中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一些国家的社区在少年犯罪行为的预防和矫正中的具体做法做了介绍,希冀借他山之石,对我国社区预防和矫正少年犯罪的实践有所启发。     

动态

▲团中央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指南”一、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青团、青年的研究；２、三代中央领导关于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思想的研究；３、少年／青年及相关概念研究；４、少年／青年观研究；５、青少年专业学科建设研究；６、青少年研究方法论研究二、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１、青少年体质发展状况研究；２、青少年人格发展状况研究；３、青少年学校教育状况研究；４、青少年人口素质研究，５、青年人力资源状况研究；６、青年价值理念／社会心理发展研究；７、青少年社…     

2012年中国犯罪形势与刑事政策分析

2012年全国犯罪数量同比有所上升,群众安全感稳定,社会治安形势平稳.重大刑事案件、侵犯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上升趋势明显,涉枪涉爆犯罪继续下降,网络犯罪日趋严重,黄赌毒和制假贩假仍是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2012年全国政法机关进一步深化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打击严重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理念；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积极追求刑罚效果的最大化,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和预防犯罪价值的实现;全国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遏制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态势；社区矫正制度和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得到了规范和完善,以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2013年犯罪数量增长幅度会有所放缓,侵犯财产犯罪、职务犯罪、网络犯罪等会持续高发和多发,在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上应注重“新四化”过程中如何避免犯罪问题的严重化.     

台湾少年犯罪为世界之首

1988年3月,在台北市青少年问题与对等研讨会上:“中央警官学校警政研究所”所长蔡德辉提出报告说,台湾地区12岁至18岁的少年犯罪升居世界首位。其比率是每10万少年有787人犯罪,超出联合国所统计的开发中国家少年犯罪21倍(每10万少年有37人犯罪),比已开发国家超出5.9倍,(每10万少年有134人犯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开发中国家与高度开发国家的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以1982年为例,英国10岁至未满17岁少年犯罪人数,约占该年数度犯罪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西德青少年20岁以下犯罪总人数为539,978人(其中8至13岁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离不开和谐社会的创建。在和谐社会视野下,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营造社区良好的人文环境,树立专门机关与社区资源相结合的情境预防防线以及引入社区矫正等少年司法制度都是可行的社区犯罪预防措施,构建起对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系统。社区能充分发挥犯罪预防的作用,需要对社区预防自身的地位提高认识,协调好两大主体的功能,并由政府作为社区预防的坚强保障。     

90年代的社会忧虑青少年犯罪的动因与防治探析

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13年前党中央就提请全党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自那时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教育、改造等多种手段,采取家庭、学校和社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治理,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10多年来,我们虽然在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但是青少年犯罪增长的趋势一直在起伏中发展.粉碎"四人帮"后,青少年犯罪急剧增长的势头虽然一度得到遏制,1982年至1984年青少年犯罪率甚至连续3年下降,但以后几年,青少年犯罪率却有所回升.特别是近二、三年来,青少年犯罪数量增加较多.青少年犯罪的形态也正由传统的犯罪向现代     

关于建立少年法院试点工作的建议

近年．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势头虽然得到控制,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全社会应当进一步加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矫治、减少青少年犯罪方面的工作。考虑到对青少年犯罪审理的特殊性,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进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工作很有必要。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     

社区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的体系构建

社区预防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重要环节,社区矫正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矫正方式改革的发展方向。我国社区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的实践刚刚开始,2003年,国家司法部对我国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时,引入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经过了3年的试点,已基本取得成效,但相关的制度尚没有建立,其发展与成熟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保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的优越性,总结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的途径,提出了其体系构建的设想,以期对青少年犯罪的防治方面有所贡献。     

英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亚文化特征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英国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工作起步较早，成果较丰。［加］曼克尔·普莱克先生的《比较青年文化》一书，对英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亚文化特征作了简单概述，对我们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英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亚文化特征，曼克尔·普莱克先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概述的：一、社会生态学与工人聚居区的青少年犯罪；二、反学校文化与青少年犯罪的集群性；三、道德恐慌与青少年行为异常；四、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特征。     

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在当今刑事司法领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保障的同时,很多犯罪被害人却沦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兴起,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理应关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具有诸多现实意义,也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     

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提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凸现出来,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了刑法演进中的一个主题。一种观点从个人权利奉位、刑法应当谦抑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非犯罪化;另一种观点从保护社会秩序、刑法应当法网严密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刑法出入罪机制,刑事立法应该循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双向思路进行。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刑事立法应当“犯罪化”,一方面刑事立法犯罪化并不意味着重刑和对个人权益的必然侵犯,也不意味着将刑法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转变观念,建立刑事一体化原则,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刑法制度的严而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