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资源及其现代价值——以浦江郑氏家族为例

浦江郑氏辉煌的家族史蕴藏着丰富的家族资源。郑氏家族资源既包含由聚落—建筑和生态—环境构成的空间系统、丰富的家族文献史料等物质形态，更包含由十五世同居历史凝练、积淀而成的，以孝义、廉正、内聚力为核心内容的家族精神特质。其家族资源不仅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同时也具有教化和激励价值。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

在研究影响村民自治的社会因素时，不少论者讨论了农村家庭势力的负面影响。笔者通过对山东省潍坊市几个农村社区所做的典型调查，对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作一点分析。一、土地承包制与工具性家族势力的出现１９７８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家庭经济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家族意识有被认同和回归的趋势。新兴的家族势力还有着新的社会条件。第一，农村家庭的“简缩”趋势日益加强，核心的比重越来越高，老人权威日渐消失。第二，土地承包后，农村社区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农民创办企业、外出打工和经商，扩大了农民与外部世界的信息…     

农村政治文明进程中家族势力的影响分析

家族势力是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农村势力,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家族势力的复兴给我国的农村政治文明的进程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消除家族势力的不良影响,为农村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高唐县农村婚嫁习俗看家族对婚嫁过程的参与

在家族气氛浓厚的农村,男婚女嫁历来不是一人一家的私事,而是需要全家族成员共同参与的一桩“公事”。从高唐县农村目前流行的婚嫁习俗中,我们自始至终仍可以见到家族的影子。 首先是对象的选择。和我省其它农村地区一样,高唐县农村目前仍盛行的是介绍婚,而介绍者多为当事者同族。青年男女到了婚嫁年龄,同族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们便会四处打听、奔走,为他们寻找,介绍合适的对象。因为他们是“自家人”,介绍时自然会“向着”本家,为本家人说好话,让对方感到放心。值得指出的是,选择对象时不仅要考虑对方个人的人品及家庭经济情况等方面,而且要看对方家族是否强大、团结,以及对方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     

现阶段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农村黑恶势力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变迁。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我国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权威式微，如大村落家族衰微、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社会阶层分化等．而以国家强力为代表的外生权威又未能及时建立。在社会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农村黑恶势力依靠暴力、胁迫等非正当手段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的角逐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而得以滋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论农村家族文化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农村家族文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以往中国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其落后、保守、偏狭、与时代脚步不协调性以及对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负面作用完全暴露出来,特别在村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家族文化的回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就其负面影响提出以下对策:一是要强调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体性,建立调控和监督机制;二是抑制家族因素对村落权力机构的渗透;三是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增强集体意识的文化氛围;四是侧重消除家族文化对中青年农民的影响。     

论农村家族势力的复兴与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地区家族势力的悄然兴起 ,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控制力的弱化与功能的缺陷又进一步助长了家族势力的壮大。因此 ,要遏止家族势力在农村的扩散 ,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农村法治:中国法治的"瓶颈"

实现中国农村的法治是实现整个中国法治的关键。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存在许多障碍：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因素、农村落后的经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薄弱、农村家族主义的复苏。农村实现法治化的途径有：依法控制权力、确立权力本位的法制观念、充分尊重传统的人伦道德。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漫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家族与村委会的寄生性关系及其对当代农村法治之影响

村委会因其在乡级政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成为农村中最主要、直接的“权力”组织机构。从理论上说 ,它应是现代法治进驻农村的重要载体 ,对村委会组成人员、工作内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有些农村村委会很大程度上成为家族势力的寄生载体。这样现代法治失去了进入农村的依靠 ,面临着无法深入农村的尴尬局面。     

对当前农村血缘群体犯罪的思考

一、农村血缘群体犯罪的特点 所谓血缘群体,是指由于婚姻关系或者血亲关系缔结而成的群体或村落,俗称“家族”。当前农村血缘群体犯罪的特点表现如下: (1)犯罪行为公开化。一般犯罪都带有隐蔽性,而血缘群体犯罪却具有公开化的特点。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血缘群体时常一呼而应,情绪激昂,往往为显示其家族势力的强大,公然使用暴力。     

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研究——由留守人员安全问题引发的思考

随着近年来因留守人员引发的治安案件呈多元化、复杂化发展,留守人员逐渐成为农村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发展农村治安建设迫在眉睫。面对留守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可能引发的治安问题,亟需构建以维护留守人员安全为核心、预防留守人员可能引发的犯罪为辅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论农村犯罪黑数

农村犯罪存在大量黑数。农村犯罪黑数主要是由于村民不报案 ,其中的因素有 :农村传统家族势力的影响 ;农村传统法律意识的影响 ;农村行政组织越俎代疱 ;农村封建迷信严重 ;农村公安机关的办案条件限制。农村犯罪黑数是不可避免的 ,但需要正确认识。     

当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我国村民民主自治发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农村的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的辩证关系去思考。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以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基本途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农民公民意识培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完善,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农村风俗习惯的革新,培养新的乡村精神,以便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精神动力;发展农村各种教育,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文化素养基础。在此基础上,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前瞻性问题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完善基层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已成为共识,只是在修改方案上存在分歧（小改、中改、大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农村集体组织包括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对基层民主的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如何定性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成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前瞻性问题。本文以两者应该合而为一为出发点,阐述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具体问题。     

转型期农村基层司法的情理法之困——以农村家事案件为例

处于持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已不复是60年前费孝通描述的乡土社会了,情理对于村民行为的规整作用趋微,适合于陌生人之间的现代法律未觅得合适的落脚之地因而法治力量尚不能彰显,基层司法在处理农村纠纷特别是家事纠纷时常常遭遇情理法摩擦的困境.在当前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基层司法情法困境的可行路径应当包括强化诉讼外调解效果和在诉讼中坚持法治原则.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社区类型探析——以西双版纳傣族村为例

发展中社区是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变时期的一级社区类别,其中的农村社区向城市转化过程有不同的表现状态,具体类别有城市化转变型和城市化发生型。城市化转变型是村民完成了身份转变,社区职业分化缓慢,保留少量农业;城市化发生型是农村社区发生非农职业,一些农民脱离农业从事新职业,新职业是城镇化的发展因子。     

从治理到善治：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但是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也由国家对农村的全面的控制逐步转移到政府和村民合作治理，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而治理只是体现了一个过程，善治才是治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善治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治理的发展目标。     

乡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思维变化的新趋势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全面变迁,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影响了乡村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农民的日常政治生活。农村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使农民的民主思维、政治理念、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等开始萌芽并逐步稳固化,对乡村社会具体事务管理和政治运行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农民的政治思维逐步变化,呈现出政治态度由封闭僵化走向开放,政治人格由较强的人身依附性走向独立性,政治精神由保守落后走向积极进取,政治信念由视政治为特权转为民众享有的民权等趋势。     

我国村民自治积极探索中的困境及成果

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丰硕的成果,诸如“海选”、“村名公决”、“预选”、“两票制”等制度创新,新的法律的推行包括“大学生村官”等政策扶持,使得村民自治的推行前景广阔。但是,农村强大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挑战、以及如何处理与村党委和乡镇政府的关系等都是村民自治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