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视域下生态危机的哲学诠释

全球生态危机的凸显与加剧使生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自身发展的危机,是人的本质属性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缓解并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塑造出真正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这既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现实要求。     

对马克思宗教观的人性思考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以异化的方式存在,私有制也是以异化的方式存在,而这两种异化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人的本质与人自身相分离,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非人化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人的解放的根本是本质的人性复归,而前提则是需要异化于物之中的宗教和私有制的消灭。只有在人类的解放视域中才能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的宗教理论的历史内涵。     

马克思和边沁幸福观的人性论基础比较

幸福观和人性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其幸福观之间也必然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和边沁的幸福观上,他们立足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幸福观。马克思立足于人性的社会性、发展性和具体性之上,得出了现实的幸福观,幸福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解放。而边沁则立足于启蒙思想的人性观,把人性视为一种自然性、永恒性和抽象性的东西,所以认为人的幸福就是快乐,快乐即幸福,人都是趋乐避苦的。     

现代化与人性复归之路--试析中国现代人性失落的潜在因由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民族人性的发展经历了两次解放与两次失落的过程.它给人们带来的困惑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幸福与痛苦的体验.人性两次失落的潜在因由是民族人格的缺陷,民族思维的残缺,社会环境的弊端.其根基是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土壤.人性复归之路是,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性发展的必然之路.     

制度环境与人性完善

人性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自然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它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规律和社会实践的制约。人性完善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只有在社会完善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塑造是实现人性完善的主要途径,主要方式是道德教化和制度规范。其中,制度规范具有优先地位。制度规范是社会塑造的有效方式。制度环境是人性完善的基础和保障,人性完善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环境的优良程度。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中“人的问题”困境的解答——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域也是“人的问题”,他不仅关注“人的问题”,更要解决“人的问题”。现代性中“人的问题”在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着重表现为人的异化境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论证“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三者的逻辑联系,对“人的问题”的困境给予解答。他首先把异化劳动同私有制联系起来,分析异化劳动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进而强调要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必须消灭异化劳动、废除私有财产,而其解决之道正是促进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     

论人性的层次性和复杂性

"人性"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多层次、变化发展的。这从现实人的类归属、人的自然成长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等级角色三个角度可以得到分析说明。由此进一步解析人性的复杂性,便可看到,人性的复杂性表现为多样性、多变性和特殊性。     

马克思技术观的环境伦理尺度

马克思技术观中蕴含着当今环境伦理应当确立的技术尺度。一是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异化思维的标签使技术异化,展现技术的自在性才能克服技术异化;二是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技术是为人的,应当从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来推动技术发展;三是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技术运用要顺应时空演进规律。     

实践向度:共产主义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马克思在依托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时,发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人的价值贬损之间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即异化劳动由社会生产发展所导致。这就产生了矛盾交错的"历史之谜"。为解答历史之谜、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与价值两个视角设定了共产主义。从历史的视角看,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最终进步;从价值的视角看,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和人的自我实现。历史与价值并非知性对立的关系,共产主义的整体性内涵表现为历史与价值在实践活动中的动态统一,共产主义运动是解答历史之谜的现实秘钥。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人的自由与解放

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一个人类不断追求的永恒目标,是对人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状态的一种美好期望。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探讨人在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前提下,从劳动对人的异化以及金钱、资本对人的异化两个角度,可以得出导致人不自由的根本原因;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践行群众路线 坚守党性、提升人性

党性与人性有何关系、怎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与党性、人性又有何关系、怎样结合?本文认为党性与人性高度统一,锤炼党性与提升人性高度统一,这一过程又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高度统一,提出了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牢固坚守党性、不断提升人性。     

解放与救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基督教救赎思想的批判比较探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建构理论体系过程中,"人"的问题是其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基督教主张人活在世上要追求神圣化,强调"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天国救赎观,这两类思想体系中蕴含着类似的叙事结构,都是强调从异化到获得解放的思维理路,本文拟从两种思想中对于人的本质观、人的罪与异化、人的解放与救赎思想的分析论述,厘清两者间的分歧与可对话之处,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批驳与碰撞,充分释放出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信仰内核和精神价值。     

浅析人性发展过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与非理性不仅对人的认识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而且在人性的健康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理性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人性的完满发展仍旧需要理性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对此,我们应当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理性为主导,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和谐,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自由与善——康德与孟子人性思想及其实现路径的比较

康德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主观选择与道德法则之关联来展开人性的探讨,但这一关联仅揭示了人性的形式层面,要想求得人性之整体还需要把质料层面纳入进来,这就从人学走向了神学。这是外在超出的思路。孟子也以人为出发点,但人内在地包含天道,人只需"反身而诚",求其本心即可,因为反观本心即可达至吾心即是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的境地。与康德不同,这一逻辑的展开是内在超越的思路。探讨康德与孟子的人性思想,以此揭示两种不同的哲学实现路径,有助于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对中西哲学进行合理的定位。     

浅析法的人性根基

人性与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贯穿法产生、发展和实践的全过程。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是法孕育的土壤,人性善恶两极的并存是法产生的根基,人性既是法的逻辑起点,又是法的最终目的。中西方基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必然导致其治国方略上的差异。人性作为法的存在根基,与法的各种现象息息相关,因此,在对法的研究中,需要给予人性应有的态度和关注。     

《论犹太人问题》中人的解放思想与现代性批判初议

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却孕育着新的危机:现代性造成人的新异化,成为人类自我解放的新桎梏。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做出了深刻剖析的同时也指向了现代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理解《论犹太人问题》中对鲍威尔的批判,明晰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及其与现代性的勾连,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寻找到可能的解决路径。     

环境问题的伦理学解读——质疑康德的“人是目的”

康德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人是目的这一道德律令,在人际的范围内,为人性的解放,实现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开了历史先河。然而,突破人类的视阈,人是目的还成立吗?人类遭受的并正在遭受的一切警示我们:过分的夸大人的目的性,无视自然界特别是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后果是可怕的。康德"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也正在遭遇着自然的质疑和拷问。     

浅析党性和人性的辩证关系

共产党员这样一个角色面临着两种价值标准的衡量评价,即人性和党性的双重限定标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那么在看待一名共产党员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上,我认为对于党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辩证看待,人性是党性的存在基础而党性是人性在政治化方面上的升华。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     

环境问题与社会主义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要对造成危机的社会制度作出彻底的变革,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它并非是自身社会制度的产物。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支撑,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将促进经济的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以保证人对自然的利用不会危及人的生存条件,进而危及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