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

腐败是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掌握权力的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个别领导干部成为腐败分子,主要原因是疏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疏于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新时代,确保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势在必行,也存在法规依据。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必须找到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进行有效监督的合理路径:要抓住“关键少数”“关键时期”“关键地方”,在人、时间、地点方面进行重点监督;要加强制度设计,创新监督机制,找到管住领导干部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干部思想引领,提高内在素质,增强自律意识。     

关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新思考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这是破解腐败高发、多发的基本途径。只有组建一个由预防腐败署、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构成的预防与惩治腐败完整体系,才能充分发挥结构科学、运行规范、监督有效的功能,形成一个能够保证各职能机关各负其责、相对独立、依法治理的运行方式。完善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巡视制度和"一案双查"等制度,逐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同时把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作为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这是我们党实现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新思考,是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新路径。     

反腐倡廉当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实践证明,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为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大力发展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运用法治方式防治权力腐败。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     

牛栏关不住猫——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务须细密

<正>牛栏关不住猫,没有适当、严密、刚性的制度,反腐败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当前加强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建立和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孟德斯鸠的腐败治理观

孟德斯鸠的腐败观包括两个层面:政体腐败和权力腐败。政体腐败是指政体原则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权力滥用和权力膨胀。对于这两种不同层面的腐败,他提出了治理腐败的两条不同进路:道德进路和制度进路。道德进路在于维持温厚良善的社会习俗,制度进路在于确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孟德斯鸠注重从道德和制度两条进路治理腐败的思考对于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只有将道德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培养人们的内在信念,另一方面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依法治国必须清除家长制残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战略部署。法治就是从根本上约束权力的制度规范,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机制。然而,由于封建家长制等专制文化残余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并发挥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催生和助长了"一把手"的权力腐败。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不仅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落实从严治党,堵住现有制度设计在权力结构和权力监督上的漏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下大力气清除我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遗留下的家长制残余影响,严防公权力在"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专制文化的毒化下蜕化变质。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这里,习总书记明确地告诉我们,如何做到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易腐的应对之策,就是建立惩戒、防范、保障三大机制,以制度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慎权、分权和限权。     

论执政风险的防范——以反腐败为视角

执政风险是与执政党相伴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高度重视长期执政环境下的执政风险问题。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因为腐败破坏党的性质和宗旨,危及政治稳定;腐败会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动摇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腐败严重败坏了执政党党风,污染社会风气;腐败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因此,党要抵御执政风险就需要自觉划清党同腐败的界线,严惩腐败行为;通过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实现"源头治理";大力发展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我国农村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反腐败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彻底根除农村腐败问题,在加强教育、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密而富有逻辑的反腐机制必须在深刻分析产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从道德、立法、财务管理、考核、监督、惩处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加强大学生爱国敬业教育、服务意识培养、理想信念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劳动观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诚信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坚持以人为本,走出"大学生廉洁教育无用论"和"大学生廉洁教育万能论"的误区,避免大学生思想上产生"今不如古"、"中不如西"、"病入膏肓"、"改革开放滋生腐败"的"四种错觉"。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帮助大学生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有利于进一步筑牢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防线,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腐败亚文化的代际传递与文化反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亚文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并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到国家的未来。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外在推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通过垂直传递和倾斜传递的途径滋生蔓延。要彻底铲除腐败亚文化,必须提高对文化反腐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制度反腐的刚性,扫清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的源头;改变代际传递的文化内涵,构建代际文化反腐败教育体系。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让廉洁成为社会生活中强大的文化力量

社会发展，民族振兴，既需要物质“硬实力”，也需要文化“软实力”，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有助于形成一种廉洁的社会环境，极大地提高我国的文化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仅强调制度健全还不够，要从自律意识、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让廉洁成为一种社会风貌，一种生活方式，以解决源头防腐的根本问题。领导干部应起到示范作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人管起，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万事民为先，在广大群众中树立威信和良好形象，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富强。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