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推定的合宪性审查

刑事推定不仅涉及实体法上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和程序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承担,还涉及司法权力的重新配置,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一个新问题。推定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是多元的。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被告人应该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探讨推定的合宪性审查,必须审视推定与无罪推定之间的关系。     

美国证据法中的刑事推定——兼谈我国刑事推定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推定是实体法上的法律规范,但它在证据法上也具有独特的内涵;其证据法上的本质特征是转移证明责任和法定性;美国学者和法官对推定的证据法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因刑事推定涉及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故在美国受到严格的合宪性审查;我国学者和实务界往往忽视刑事推定有关转移证明责任和法定性这两个本质特征,把推定与推论相混淆,滥用刑事推定,有损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制原则。     

美国证据法中的刑事推定——兼谈我国刑事推定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推定是实体法上的法律规范，但它在证据法上也具有独特的内涵；其证据法上的本质特征是转移证明责任和法定性；美国学者和法官对推定的证据法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因刑事推定涉及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故在美国受到严格的合宪性审查；我国学者和实务界往往忽视刑事推定有关转移证明责任和法定性这两个本质特征，把推定与推论相混淆，滥用刑事推定，有损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制原则。     

论合宪性推定之政治逻辑

合宪性推定是宪法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合宪性推定存在之法理源于宪法不仅具有法律性,而且具有政治品性。"政治问题"排除审查的政治逻辑与合宪性推定原则的政治逻辑是相通的。合宪性推定的存在不仅在于国家权力的分立性,也在于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依赖与尊重。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运用总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以往中国宪法注重政治性而弱视法律性,时下须调节宪法之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动态平衡。     

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

合宪性推定是宪法审查中一种重要方法。其最初起源于美国，尔后逐渐被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法治国所采用。国内目前对于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认识尚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审查制度的有效运作。对于合宪性推定方法的借鉴，不在于简单移植，重点在于从一般原理的角度来探求其所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人权价值、规范体系、经济理性等多角度对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可发现合宪性推定是一种原理性的宪法方法，根基于宪法的最高性、法官的经济理性、人权的目的性、国家权力的手段性等。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论证，在折射出目前宪法方法的贫瘠的同时，也有助于摆脱宪法文本浪漫主义的方法论困境，进而体现出宪法方法兼具政治与法律的特性。     

论合宪性解释方法

虽然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概念上会存在些许差别,但其所遵循的合宪性推定逻辑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谦抑。合宪性解释方法中所含括的单纯解释规则,如果不与冲突规则在学理上加以区分,则很容易对合宪性解释产生认识上的偏差。目前合宪性解释方法所模本的欧陆经验,从源流上来说,最早其实可溯及至早期美国合宪性推定的理论与实践,并与回避宪法方法一脉相承。通过合宪性推定可以发现,合宪性解释方法可以从宪法方法与法律方法两个层面展开。把握其内在理路及权力逻辑,方可使其具有本土可能性。     

首个正式宪法解释案值得期待

没有宪法解释,就没有合宪性审查。开展宪法解释活动是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必经环节和绕不过的程序。"可以说,每一次合宪性审查实践,都可能涉及对宪法相关问题的研究,都会涉及对宪法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指出,启动合宪性审查。     

法律案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事项与方法

法律案的合宪性审查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案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的自我、事前控制形式,是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存在根本性制度障碍的前提下,先行激活法律案的合宪性审查对于提升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水平,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立法法》设定的审议程序(包括“前置性”审议程序与正式审议程序)蕴含着对法律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契机。立法机关可以根据我国宪法在内容构造上的特点,立足于本国立法的现实需要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合宪性审查经验,将合宪性审查的对象锁定在法律草案在内容上最有可能涉及违宪的某些具体事项上,如此才能提高审查效率;针对较为具体的审查事项,立法机关需要创造性运用“抽象公益条款的禁止”“平等原则的过滤”以及“比例原则的审视”等方法,有效地排除法律草案中的违宪情形,稳健地推进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合宪性审查工作。     

刑事法中的推定与无罪推定

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原则,无罪推定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推定,而是一种法律假定。设置无罪推定原则,其理由蕴涵着重要的逻辑理性——人人都享有的一种先定的权利——无罪免证权。刑事推定契合无罪推定的思想,与有罪推定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刑事法中设立推定并不有悖无罪推定原则。     

论社会经济活动规制之合宪性推定——美国法的考察及启示

合宪性推定原则一般在社会经济活动规制领域广泛适用。然而从合宪性推定原则在美国的发展脉络来看,此种理论形态并非一开始就得以形成。合宪性推定原则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的规制经历了从洛克纳时代的摒弃到洛克纳时代终结后复兴的发展过程。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立法规制进行合宪性推定的复兴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合宪性推定原则不仅仅建立在国家权力相互分立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其也以市场逻辑与国家理性为支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合宪性推定原则同样具有理论价值与适用的可能性。     

论中国台湾地区刑事法中的推定

鉴于中国台湾地区刑事实体法师承大陆法系而刑事诉讼制度转投英美法系的现状,其推定制度有其独特性,作为分析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推定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推定的限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制和法学发展,并提出对于中国大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亟待完善．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关系需要厘清,推定的设置和使用都应当有所规制。     

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经常对违宪与合宪问题进行判断 ,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价值的平衡是宪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宪法的最高性、权力分立与宪法秩序安定性原则 ,各国普遍采用合宪性推定原则解决这一问题。     

证明困难视阈下的事实认定与刑事推定

从法律效果上看,刑事推定实际具有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功能。以“主观罪责型”推定与“证明责任型”推定为例,前者改变了构成要件中主观罪责的证明方式,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将有限的举证责任转由被告人承担,使其成为刑事推定的不利方。为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刑事推定所预想的制度目标,不但需要对其基础事实之内容予以严格限定,突出其法定性与可证明性,而且需要明确推定事实与裁判事实之间的合理界分,强调事实认定者的心证对推定结果的可能影响,并在适用前提上,仅将刑事推定作为证明困难处境下的末位选择加以使用,在作用范围方面可将其适当扩大至定罪外的部分量刑情节。在立法选择上,考虑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刑事立法应当对刑事推定保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态度,尽量减少其创设及适用。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不知法不免责”准则的历史考察

刑法中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分类的现代意义与罗马法无关。对“不知法不免责”准则的发展历史的考察表明,无论在大陆法的语境中,还是在普通法的语境中,现代的“不知法不免责”准则都建立在知法的推定的基础之上。知法的推定与近代以来国家权威的扩张与治理方式的理性化存在紧密联系。借助知法的推定,“不知法不免责”准则与责任主义在古典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得以自洽共存。在知法的推定动摇之后,为维护“不知法不免责”的传统立场,人们提出诸种新的理论根据,但这些根据无法使传统立场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