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狭义的刑事司法（刑事审判）承担着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和规范刑罚权、保障人权的双重机能，并且侧重于人权保障机能。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过倡导轻轻重重、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裁量刑罚时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倡导“轻刑化”和“非刑罚化”，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发挥刑事审判程序应有的“入罪”过滤功能和“出罪”畅通功能，实现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网络水军”黑产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

“网络水军”通过操纵网络舆论与流量，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与社会公共秩序。基于严密的组织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网络水军”犯罪已形成成熟的犯罪链条。目前对“网络水军”的打击力度不足，存在罪名适用不清、犯罪主体认定不明、关键证据难以获取等问题。对此，建议基于产业链条分工确定犯罪主体范围，明确罪名与罪数；适度调整证明责任分配，合理扩张共同犯意的认定；加强主动识别与算法取证工具的使用，利用新兴技术提升侦查取证水平；构建行刑衔接机制，联合多方协同治理。     

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犯罪的新型犯罪，跨境网络犯罪就是其中一种危害巨大的类型。由于互联网空间中并不具备传统的国境概念，跨境网络犯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世界各国之间又不属于同一司法体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功能和作用就逐渐凸显，成为了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目前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争议，应该确立与协调跨境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原则，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所获电子证据适用机制，深化涉案资金追缴国际交流合作，从而加强和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方面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难点与司法应对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治理,刑法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实践中对涉疫情网络谣言刑事规制难点在于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此罪与彼罪之间适用混乱等,准确判断涉疫情谣言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需要从谣言造成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谣言的流传扩散程度、编造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对疫情防控的阻碍程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厘清刑事治理边界,确保精准打击,实现宽严相济。     

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战略规划的重要方面。刑事法治的规制对象直接指向以社会整体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因而对于和谐社会建构具有特殊意义。宽严相济政策是刑事政策实践的最新成果,在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治理目标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立足于刑事安全领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特殊贡献。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微罪的概念补正与现实批判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有效发挥刑法治理社会的工具价值，积极主义刑法观应运而生。积极刑法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增设微罪。微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名，应当坚持“形式标准划分说”认定微罪，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实现犯罪分层的意义。微罪入刑现象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刑事立法上积极增设新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扩张适用微罪。微罪入刑这一现象存在现实弊病：错估了刑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作用；误导了我国刑法结构的发展方向；无视犯罪标签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剧了紧张的司法资源。当下，我国刑事立法活动应当谨慎增设和适用微罪，在社会治理和保障公民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法律援助的刑事政策思考

本文从犯罪的社会因素防范、司法控制、行刑处遇等刑事一体化的视野，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刑事政策功能作了思考，分析了刑罚进化对法律援助存在基础的影响、法律援助的刑事政策功能、法律援助对于刑事政策的人权保障意义，力图揭示法律援助类似诸制度的设计将促使我国现代刑事政策的规制更具人道性和科学性。     

轻罪治理背景下出罪模式研究——实体与程序路径的双重反思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我国刑事法网向“严而不厉”的一元化制裁结构发展，轻微违法行为面临如何出罪的法治难题。基于法教义学的基本态度，在司法层面完善出罪体系更合理务实。实体出罪路径面临不法如何判断、“但书”条款如何适用、抽象危险犯如何认定以及实质解释如何操作等方面的困境。而程序出罪路径亦需在出罪依据的限制、程序供给的不足以及自由裁量的质疑等方面进行反思。虽然两种路径对应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实体出罪路径受制于当前刑事立法的整体趋势与犯罪治理的总体方略，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有效缓和过度的犯罪化与刑罚化，程序出罪路径具有更加广阔的适用空间。因此，在刑法变革与治理转型背景下，刑事诉讼程序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刑事政策机能，积极回应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构建与完善程序出罪体系，促进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困境破解与发展路径

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给涉罪企业留有重生机会，我国积极借鉴域外实践经验，构建单位犯罪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以“轻缓化治理”为政策导向，以“协商性司法”的发展为契机，以“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为对接模式，并已初步取得成效。但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体公正”的价值基础，改革遭遇刑事政策游离于刑法体系、重罪不起诉制度缺乏实体法根据、个人责任与企业责任难区分等困境。基于国情与法治体系，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应坚持中国特色，具体应以刑罚个别化原则、恢复性理念、责任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点，以构建单位与自然人犯罪一体联动认定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根据，构建合规自然人与合规企业的风险“双重排除机制”发展路径。     

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

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行政犯成为我国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在二元制裁结构不变的框架下，围绕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本质，应当按照刑事追诉宽严相济、行政处罚从严追究原则，在立法层面妥善处理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优先完善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同时，尽可能在规范层面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按照比例原则合理配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量。在司法层面应当摒弃必罚主义，确立治理导向的司法观，坚持实质犯罪论，对行政犯充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体系中更多综合运用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手段处理犯罪，尤其要破解好二元制裁结构下程序出罪后的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理措施衔接难题，实现更好犯罪治理。     

推进“三打两建”建设幸福广东

在"三打"中,汪洋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打贿和打击"保护伞"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中心工作,深挖源头,严格问责。可谓"打得狠""、打得深",大快人心,这既是社会治理之策,更是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事实上,从犯罪学角度看,根据犯罪发生的规律,某一时期某些特定犯罪处于"高峰期"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动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限缩解释——以打击对象为切入

受从严打击网络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成为规制非法网络技术帮助行为的兜底性罪名之一，其打击对象从最初的“木马病毒”扩展到“外挂软件”“翻墙软件”“网络爬虫”等具有一定中立性的软件，打击范围的持续扩张使其呈现出口袋化趋势。该罪逐渐被滥用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未对“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等专业名词做出合理解释，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在理解“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时存在偏差，混淆了“数据”“控制”等术语的技术判断与法律评价。为防止该罪的口袋化趋势，我们应从技术和法律两个层面解读其构成要素，为司法机关提供清晰的定罪标准。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事司法的务实倾向,有利于促进人权保障和刑事司法改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与＂宽＂是不可分离的。本文指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一方面要严厉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另一方面也要展开刑事诉讼机制创新,如刑事和解、诉辩交易等,同时还要激活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推进社区矫正的思考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要在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行同时意味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成为了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制定刑事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安全。刑事政策是针对现今社会的治安状况,基于民主与法治,通过对近些年犯罪现象以及犯罪原因的分析研究所采取制定的。所以,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社区矫正可以从小部分入手,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避免由各种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严重犯罪和治安问题。将"严打"与"宽大"相结合,也正是实现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文章阐述的则是关于社区矫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的思考。     

作为“治道”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经过百余年发展,早已超越狭义范畴,它既是打击、预防犯罪的斗争策略,也是探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基于此,刑事政策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应理解为“刑事政治”。同时,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现实而具体的,离不开对犯罪学、刑法学、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以及政治学的研究。     

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打击与控制犯罪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方针与策略体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应是我国现行基本刑事政策。本文指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既要坚持严防严打的基本政策,又要注重＂恩威并施＂,同时,惩治恐怖主义犯罪要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