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查处行贿犯罪的困境／成因及对策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都有着“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打击贿赂犯罪存在一定程度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处,导致行贿行为屡禁不止。要有效地遏制贿赂犯罪必须在查处受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彻底根治贿赂犯罪。     

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

“行贿笔记”及“行贿清单”的大量存在，暴露了行贿受贿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贿赂犯罪与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都是反腐败的重点，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要双管齐下，严加惩治，更重要的，     

当前行贿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对当前认定行贿罪几个问题的探究 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毋庸置疑,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不仅是严格执法的要求,也是贯彻党中央反腐败要从源头遏制、标本兼治的要求,但客观上又确实存在对行贿打击不力的现象。为此,两高曾在1999年3月4日联发《在办理受贿大要案同时     

行贿犯罪查处难之实践思考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犯罪查处难的现实困境,大量行贿人没有受到法定的刑事追究。一方面是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难以把握,无法查处向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行贿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和侦查手段的落后性,侦查部门不得不过分依赖行贿人的言词证据以打击受贿犯罪,存在着司法利益上的交易。破解这种困境,一是要取消“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二是要构建特殊的贿赂犯罪证据规则,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对行贿人言辞证据的依赖。     

贿赂犯罪动向及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热点部门和权力的集中点成为贿赂犯罪的高发区，行贿目的正向赚钱、买权方面发展，而受贿方对贿赂所得利益的掩盖形式则由直接形态向洗钱活动发展。检察机关应立足职能，加大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加强预防工作。     

行贿犯罪查处不力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犯罪是衍生腐败的“犯罪链”，是腐败温床上一个最容易扩散的“毒瘤”。但是，源于立法、执法以及人们认识等因素，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处于弱势状态，严重影响了贪腐犯罪的有效惩治。因此，在研究如何有效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对有效遏制受贿犯罪势头及控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对行贿犯罪查处不力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建议。     

合规视角下的国企反商业贿赂

<正>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实施,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在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对于反商业贿赂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公司法也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等行为。国有企业在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工作上,需及时调整刑事合规关注的重点领域,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反腐败合规治理体系。     

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加大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相继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贿赂腐败分子,净化了政治、社会风气。然而在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腐败犯罪同时,对行贿犯罪的查处打击力度却远远不够,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刑法对行贿犯罪减轻、免于处罚规定的条件过于宽松。新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规定进行了修改,严格限定行贿犯罪免除处罚的条件,从法律制度层面堵住了行贿犯罪逃脱处罚的缺口。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顺应立法修改意图,把打击行贿犯罪放到与打击受贿犯罪同样的高度,加大对行贿犯罪查处打击力度。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浅析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本文对修正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主观要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刑事法网更加规范,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认定,适当扩大行贿犯罪的打击范围,进而更有力地打击受贿犯罪。     

中介组织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之一,与权力、利益相生相伴的贿赂犯罪也从传统的国家机构蔓延至中介组织。中介贿赂犯罪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本文从刑事司法角度,重点探讨中介贿赂犯罪中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行贿与馈赠的区分、中介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及行贿、受贿帮助犯与介绍贿赂的区分等争议问题。     

行贿人行贿动机拒供心理及审讯对策

1999年“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查处行贿案件力度。在打击行贿犯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加强对行贿案件侦查策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程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与治理对策

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有行贿者主动行贿、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的受贿主体、涉案重额大、犯罪手段多样、群体性受贿等特点。其主要原国是法律规定不完整、打击不力、公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治理对策主要是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大打击力度、接受有效监督。     

建议对行贿谋取之不正当利益的处置作出法律规定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与此同时,此罪的立法缺陷亦日渐显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行贿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如何处置法无明文规定。这一立法疏漏,极大地削弱和影响了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与效     

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经验及借鉴

根据国际社会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当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刑法规范:一是增设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主要是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不宜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二是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对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修改,删除作为被动收受型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完善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体系,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增加财产刑的适用种类和适用范围,增设资格刑。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     

突破商业贿赂案件之有效途径

当前行贿已经成为商业贿赂的一个突出方面,行贿时间长,行贿面积广,行贿数额大,行贿获取的非法利益多,造成的社会影响坏,检察机关必须及时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坚决予以打击,遏敌之锋,反劳为逸。在查办商业贿赂案件时,要变"拒供"为"想供",变"要他供"为"他要供",从而彻底扭转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被动形势。实践表明,加大对行贿人的控制和打击力度,是成功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有效途径。     

对我国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反思

贿赂犯罪一直都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研究重心都更倾向于对受贿罪的研究,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大多数案件中,受贿一方往往被处以重刑,而行贿一方却未被判刑甚至有的仍高居官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行贿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我国关于行贿罪的立法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原因,以期能够对寻找改善该现象的有效对策提供一些帮助,进一步有效地打击行贿罪,从而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贿赂犯罪,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