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词的由来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就是梁启超。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过。习惯上所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外国人称中国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梁启超——饮冰室里新少年

少时，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读得心潮起伏，激情喷涌。悟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之深意。在梁启超的笔下，少年之中国，中国之少年，“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源”，是那么美好、“有力量”、“思将来”、“能进取”、“敢创新”，充满希望。     

强国必先强教

“少年强，则中国强。”细世纪初，梁启超发出的呼喊，至今回荡国人耳畔。“少年强”靠什么？靠教育。教育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国家强。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今天，我们正在把教育强国的理想变成现实。     

一本与百本

文化大师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是由梁启超推荐的。据传，梁永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时，曹问：“陈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有些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反帝与国家安全：论李大钊对梁启超反帝思想的超越

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无数仁人志士都将反对帝国主义视作构建现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思想家，梁启超与李大钊均痛陈帝国主义对国家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李大钊曾一度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但他最终意识到了梁启超反帝思想的局限性。梁启超没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考察帝国主义的阶级属性，这导致其曾主张“民族帝国主义”国策，倡导以帝国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方针，亦曾采取改良主义的反帝策略，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危害。与梁启超相比，李大钊不仅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坚决的革命态度，在反帝思想上决定性地超越了梁启超。     

梁启超“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

梁启超尽管以善变著称于世，然而他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却终身不辍。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盎然，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转向文化史。于是，他开始构想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宗教史。“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宗教理念和诉求，而且流露出他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判定。因此，这一设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也将梁启超思想的民族性推向了极致。     

我为梁任公一大哭

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住奉天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之厚密亲近。说起来,日本对梁启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后来蔡锷     

略论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方法论——以“疑古”与“释古”为中心的考察

自中国晚清以来．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倡导．西方近代学术中的理性精神与治学方法．逐渐深入到中国的学术界。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对于本属于“旧学”的史部之学的重大影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批判了中国传统史书“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仅仅“纪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然其名为“史”．实则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已。因之．梁启超取准于西方的历史哲学．呼吁“新史学”的开启．他认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因梁启超的倡导与他同时代诸多学者的唱和．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阶段．     

青年周恩来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正>少年初识梁启超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这一年梁启超等为了“广民智振民气”而发起维新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此后,梁启超创办刊物、开办学校、出版书籍,并在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时恰值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的声望以及“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健笔”,使读过他文章的人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     

梁启超不捧场

康梁一起变法，曾亲如父子，但康梁的性情又差别很大，康有为多少有些趋炎附势，喜欢到处捧场；梁启超则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军阀吴佩孚过50大寿，给康梁都发了请帖，梁启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拒不捧场；康有为不仅亲往捧场祝寿，而且绞尽脑汁，送上贺联：“百岁功名才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     

从梁启超“打包票”到百万大军“国考”

1921年10月10日，在民国十年“双十节”，梁启超在天津有一个讲演，题目是“辛亥革命之意义”。谈到“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时，梁任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与信心，这是他从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中看到了巨大的进步而生出的。     

梁启超蔡元培对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的贡献

梁启超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在中国人中，他用汉语首创了“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民族学在中国的诞生是以蔡元培1926年12月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为标志的。     

朝政腐败，岂有幸胜之理？

甲午战前，国际舆论普遍看好中国，认为日本无法战胜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孰料清军溃败，世人大跌眼镜，纷纷把矛头指向李鸿章的保守战术。惟梁启超另有看法：“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迎拒

尽管梁启超认为孙中山“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梁实为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人。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说，间杂于其政论、书序、游记、演讲、书信等诸文体，晚近学术界多从社会主义思潮早期传播史的视角予以观照，其不足突出地体现在对于梁启超后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后的相关言论重视不够。     

权力偏好秘密

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等级组织，都是权力载体。专门为权势者出谋划策的孔圣人告诉权势者，“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权力的运行没必要告诉“下愚”，于是“诏敕颁于大内”，“政令行于禁苑”，“谋略出于甲帐”，这些从古以来的规矩就自然形成了。“禁苑”、“大内”、“甲帐”的功能就是保密。梁启超谓二十四史是“相斫书”（《中国史学萃·中国史界革命案》），其实整部中国史是一部“秘史”。     

实现“中国梦”要激发青春正能量

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奋笔一篇《少年中国说》，慷慨以陈，将人之青春与国家民族之强盛相比附，明确指出旧中国之衰败屈辱将一去不复返，而“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大师上课的开场白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看，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粱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粱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梁启超：“趣味”教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予、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曾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浙东学派：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

本文首述“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由来，指出“浙学”名称始于朱熹的批评，其后由刘鳞长、全祖望等肯定；“浙东学派”名称始于明史馆臣的批评，其后由黄宗羲、梁启超等肯定。次述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将北宋到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梳理一遍，进而论证解析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