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评估“三权”视角下第三方评估权力组织模式与评估结果偏差——基于多案例的阐释

第三方评估结果是否可靠是关乎第三方评估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能否改进政府绩效、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大问题。从政府绩效评估"三权"视角出发,根据评估权力组织模式的不同将第三方评估划分为委托受限第三方评估、充分委托第三方评估和独立第三方评估,在此基础上基于多案例探讨不同权力组织模式对第三方评估结果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委托受限第三方评估下,由于评价管理者同时也是被评对象,多方扰动因素会影响第三方主体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充分委托第三方评估下,成立专门的绩效管理机构实现了评价管理者与被评对象的分离,为第三方独立开展评估提供了保障;在独立第三方评估下,评估结果偏差主要受限于第三方主体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监管与问责

社会组织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接者。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方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公共服务职能转承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从三方的互动关系可知,监管与问责可作为观察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内在机理的重要维度。重新审视公共服务转承中的监管与问责实践可见,政府应聚焦公共服务受惠人及受惠程度,引导建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元监管问责体系,最终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     

非政府评价的政府管理效果：美国高校基于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的第三方评价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基于利益主体参与的第三方高校教育质量评估,虽然是由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实施的,但却取得了我国所设想的由政府来评估所获得的各种效果,并且未引起社会的质疑与反对.这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借鉴美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进行如下改革:化政府评估为非政府评估,扶植并推动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由第三方评估组织开发出科学的、针对每一所高校的评估指标体系;促进利益相关者(高校)参与终身化评估并使评估透明化,从而真正落实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国家治理的现代理念及体系构建

体制转轨、经济转型使社会治理面临的对象和环境具有新的特征。传统治理模式和方法显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治理的自身发展也呼唤一场"否定之否定"或者说"建构式"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改进。在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下,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把治理体系划归为治理对象,导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主体错位而成为制约社会治理创新的桎梏。如何以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交叉服务的基本趋势,化解政府治理绩效认同危机,以及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现实的国家治理特征,在预测未来理念的基础上,从长远战略与具体对策的角度,探索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相互协作的经纬网式的治理体系。     

支持性评估与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实践分析

引入第三方对社会组织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评价和监督,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治理转型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实施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机制。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达成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并建立起社会公信力事关重大。Q评估机构在评估实践中,坚持以评促建的原则,从支持性评估理念的生产到支持性评估指标的设计、方法的创新,再到社会组织支持性结构的搭建,充分展示了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积极作用。这一机制的运行,对于加强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促进社会主体自主成长和能力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助力社会组织治理转型意义重大。     

论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的独立性

评价主体、意义和技术体系是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三大议题。第三方组织作为独立的评价主体与体制内的各类评价比较迥然有别,它改变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第三方评价宣示政府的不可评估性已不再适用,独立性要求评价的主体独立、标准独立和过程独立,实现这一过程取决于社会开放、技术完善等多种因素。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虚拟与现实:甘肃A地征地行为引发的地方政府形象差异分析

地方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一种评价,不同社会群体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评价。本文基于失地农民、网民、公众的不同视角,构建了地方政府的三类形象分层和两路传播机理(人际传播:实体形象→公众形象;网络传播:实体形象→虚拟形象→公众形象),然后通过内容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的五个假设。研究表明:(1)失地农民、网民和公众三个群体在利益补偿方面对地方政府形象的认知差异性较大,但在权益维护方面认同程度较高;(2)人际传播中,失地农民与公众对利益补偿的满意程度一致性认同较高,进而在利益补偿维度地方政府形象较好,在权益维护维度较差。在网络传播中,失地农民与网民对权益维护满意程度一致性认同较高,进而在权益维护维度地方政府形象较好,而在利益补偿维度较差。遵循现代治理重在修复较大差异的原则,本文针对人际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构建"沟通—协商—反馈"机制的建议;针对网络传播机理中的信息扭曲问题,提出了"地方政府-农民-社会"多元参与的建议。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能使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又能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高公众满意度。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确保购买服务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存在着缺乏购买服务的整体平台、一意见三目录不完整、定价方式的单一性与不合理性、评估机构专业性弱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建构统一的购买平台、制定一条例五目录、完善定价机制、建立和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化建设,促进政府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增强购买服务的价值认同。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实现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目前,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体系尚存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责任没能有效履行、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公众环境保护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需采取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评估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理论困境与破解路径

评估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包括缺乏明确统一的公众参与概念和类型划分、缺乏普遍认可的评估指标体系、缺乏公认可靠的评估工具。基于参与类型界定——评估指标设立——评估工具选择的TCT评估框架能够有效破解评估的理论困境。TCT评估框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依据公众与决策者的互动程度界定公众参与的基本类型,其次在公众参与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两个维度构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评估指标体系,最后基于评估对象并遵循可用性、信度和效度标准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     

和谐警民关系评价主体体系建构

对和谐警民关系进行评价,评价主体的正确选择,是评价体系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科学合理的警民关系评价主体体系的构建,应引入公安机关自身、社会公众、第三方专家研究机构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整合多方价值取向,增加公众评价权重.     

和谐警民关系评价主体体系研讨

对和谐警民关系进行评价,评价主体的正确选择,是评价体系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科学合理的警民关系评价主体体系的构建,应引入公安机关自身、社会公众、第三方专家研究机构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整合多方价值取向,增加公众评价权重。     

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实践进展、现实障碍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为了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专业性,避免政府部门"自己评自己"的问题,部分省市开始尝试第三方评估模式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在当前的政府购买第三方稳评公共服务过程中仍存在诸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第三方评估制度化、规范化欠缺,评估主体的合法性不足以及评估专家的专业构成较为单一等问题。因此,应从厘清第三方评估的主体权责关系、推进第三方评估的法治化建设、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的认证机制等几个方面,综合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的可靠性和公信力,从而为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供参考。     

新格局新作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治理”的主体更具多元性和多样性。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让青年有新作为,如何让青年社会组织发挥最大效用,最大程度回应当前社会的需求是社会治理的新命题。意见凝合机制与社会对青年组织的角色期待是影响青年社会组织意向的两大因素;政府购买服务的双重影响与自发参与社会治理陷入困境是青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途径上的绊脚石;程序性规制的不合理是青年社会组织不活跃的症结所在。优化法治环境,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系,建立三方需求表达机制,革新程序规制是提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行之有效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

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有效衡量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发现有效经验形成示范效应,同时对实际工作者明确未来工作任务和要求具有指导意义。根据社会治理的内涵,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平台、治理对象、治理绩效五个方面出发,设计三级指标体系,并从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数据的采集、指标无量纲化三个方面说明如何应用指标体系,力图构建一套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兼备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以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到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进路。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城市管理主体的合作,有利于政府从决策到实施的"全生命周期"运行。"贵阳百姓拍"模式是贵阳市运用大数据鼓励公众参与城市乱象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对策建议:加强社会互动,构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进政务公开,以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倒逼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共享,深挖数据价值,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保障。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