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境外犯罪的刑法控制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频繁,我国公民大量走出国门,在境外的犯罪也相应增多,刑法属人管辖权的适用也不断增加.现行刑法在属人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又出现了极度扩张,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刑法规定的冲突,导致对犯罪人的定罪依据、刑罚适用的双重标准、甚至造成对犯罪人的重复处罚.为此,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的合理性,有必要将无限制的属人管辖权改变为有限制的属人管辖权.     

刑罚价值体系的重构

为什么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为什么把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二者基于同样的价值目标,诸如社会公正、安全、秩序,等等。这些价值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应该得到维护。然而,我们所面临和讨论的是这些价值是否应该和是否可能同等维护。当这些相关的价值出现冲突、错位或者需要判断优先性时,我们如何选择和决断?一、社会诚信———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刑法价值目标翻开整部刑法,其所追求的价值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国家与社会安全、经济与社会秩序、人身与民主权利、财产所有权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廉洁与健康,等等。这些价值都是需要而且必须很好地维护的。…     

潜在犯罪人及其犯罪控制

潜在犯罪人是犯罪学对犯罪人的一种分类。是指受外界影响形成犯罪意识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潜在犯罪人与常人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但又不同于常人，在特定环境下潜在犯罪人会实施犯罪行为而常人不会，严格意义上讲，潜在犯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因为他尚未实施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追究的是行为责任，对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不能作为刑法惩罚的对象。但是，潜在犯罪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对潜在犯罪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继承与超越: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谦抑原则

德日刑事法学者提出刑法谦抑原则,认为刑法作为保障法应该谦让于民法与行政法,使国家更少地举起刑罚之剑来惩治犯罪之恶,国家之于犯罪人有更大的大度与宽容。刑法谦抑原则为包括我国和西方国家学者所津津乐道,并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谦抑的结果自然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轻刑化。然而对于谦抑这个语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刑法不得已原则丰富了其内涵。     

俄罗斯现行刑法的人权保障--以宪法和国际法为依据的人权价值取向及其规范表现

俄罗斯现行刑法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规范为依据 ,确立了优先保护人权的刑法价值取向 ,并通过规定合法性原则 ,构建遏制、处罚侵害人的权利和自由行为的刑法制度和规范 ,给予犯罪人人道待遇 ,以及将反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犯罪纳入国内立法 ,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取向     

刑法中没收物之分类研究

西方各国于中世纪及近世纪初叶 ,均以没收犯罪人之全部财产作为刑事惩罚的一种类型 ,我国历史亦不乏此种传统 ,至近代 ,随着罪刑法定之兴起与刑法权力之收缩 ,无限制没收财物罚在性质上从无限制没收转为有限制没收 ,可被没收之物以与犯罪有关之物为限。如何认定与犯罪有关之物 ?与犯罪有关之物与犯罪人之关系如何 ?又民法上认为物者是否皆可被没收 ?是乃值得研究之问题。     

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及破解思路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比单独犯罪更为复杂的犯罪形态，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加严重，因此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学界锋芒所向。本文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出发，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相关理论纷争，指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这思维混乱、因果颠倒等弊端，提出了递进式的犯罪人二元分类法。     

应当重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

一、重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的必要性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离不开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罚,表明国家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谴责与否定评价。我国刑法总则将刑罚分为主刑与附加刑两类,这种刑罚体系的构建是针对一切犯罪人,并没有考虑成年犯罪人与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区别。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下列问题: 1.刑罚立法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矛盾。把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特殊情况不适用死刑在“刑罚种类”里予以原则性规定,另一从宽原则却置于“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分则以     

试论犯罪人救助被害人的刑法化

犯罪人救助被害人 ,有助于减少和降低犯罪后果 ,缓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 ,刑法应当将犯罪人救助被害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     

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喧等人在《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该项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的局限。在传统的司法制度理念看来，犯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行使，不允许进行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刑事被害人在国家刑事法系统中失去了独立性，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被害人失去了求刑权、量刑参与权。     

刑事审判的二次量刑法

所谓二次量刑法,也称二次性具体量刑法,即在量刑过程中,首先根据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结合犯罪社会危害性发生过程中的各种情形,为犯罪选择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刑,然后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遵循刑罚目的的要求,结合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情节,逐一量刑后,再对原先选择的基本刑进行必要的调整,最后将调整后的刑罚结果作为宣告刑予以判决执行。 我们认为,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确立二次量刑法,不但是刑事立法对量刑的基本要求,也是刑事司法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理论上，刑事法律关系①涉及到刑罚权、刑事责任、国家、犯罪人、犯罪人利益的载体、犯罪。刑法规范、刑法的价值等诸多问题，并且更具从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上研究刑法的特征。传统上我们将刑法学看作“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和刑罚的科学”，或者“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测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其实，作为刑法的要素或者说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犯罪”。“刑事责任”、“刑罚”，而且有“犯罪人”、“国家”、“刑罚权”、（“刑事责任’）“犯罪人利益的载体”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构造，尤其是还有这种“关系”的…     

使用方式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显然，该条把公款被挪用后的“使用”行为（具体指公款的用途）规定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刑法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值得商榷。在刑法理论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通常认为，所谓犯罪目的，就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犯罪动机就是推动或者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目的与犯罪动…     

刑法解释之道与“涉互联网犯罪”之罪名认定

在"涉互联网犯罪"个案罪名认定困惑乃至混乱之下,刑法解释便构成了当然的解题之道。本相性刑法解释、穿透性刑法解释、衡平性刑法解释是"涉互联网犯罪"个案罪名认定的有效之道。本相性刑法解释、穿透性刑法解释、衡平性刑法解释,最终都是"文义相符性"与"价值相符性"或"形式相符性"与"实质相符性"的兼顾或结合的刑法解释,从而都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兼顾或结合的刑法解释。沿着"由内而外"的路径,在"三位一体"之中,"本相性"、"穿透性"和"衡平性"不仅丰富了刑法解释的既有理论,而且能够赋予刑法解释以"深度有效性",从而使得个案罪名认定更加积极稳妥地体现维护秩序和保障权利的刑法基本价值,同时能够抑制"涉互联网犯罪"的"立法冲动"。     

罚金刑适用问题刍议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一些新罪和原来未规定罚金的严重犯罪规定并处罚金，规定单位犯罪主要适用罚金刑。这表明立法者对罚金的价值和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本文试对罚金适用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适用罚金刑应否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有人认为根据刑法规定，适用罚金刑只应考虑犯罪情节等因素．而不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否则就违背了刑法均衡原则。我们认为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在对犯罪分子确定罚金数额…     

立功在刑事诉讼中与执行中的差异研究

立功制度是保障犯罪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充分的完善这一制度对我国刑法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立功在刑事诉讼中与执行中差异的对比,以期使人们更能清楚的了解,我国刑法中对犯罪人全力保护的不足,也是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打击报复犯罪人,而在于使人们打消犯罪的念头主动消除再犯之欲,以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国缓刑制度改进的传统之维——以保辜为讨论中心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唐律中有完备的规定。保辜制度要求人身伤害的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的救治，视救治的效果决定犯罪人的刑罚。保辜制度能够对我国缓刑制度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借鉴，它在理论、经济和社会价值上都可以给缓刑制度之发展以导引和启迪。借鉴保辜制度，我们应当建立犯罪复原性的缓刑类型，建立缓刑保证制度，这将促进缓刑制度的创造性发展与进步。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体系定位与本土设计

两大法系国家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建构存在差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了犯罪附随后果，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存在于刑法之外。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不同定位会影响其功能、价值与效果。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具有“编外性”、随意性以及惩罚性特征，与刑罚制度之间呈现二律背反状态，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程序正义。应将犯罪附随后果的功能定位于监管性，并通过刑法内外的不同规范设计，借助刑法规制使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实现协调化、规范化，确保其回归监管而非惩罚之功能定位。在刑法中对犯罪附随后果加以规制，需要修改和完善刑法关于职业禁止制度的规定，确立刑法之职业禁止制度优先适用原则，使刑法内外的相关制度实现协调化。同时，应在刑法中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复权制度以及权益救济制度，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适用的随意化、泛化，为有前科者的再社会化提供制度保障。     

人性观与刑法的介入范围——基于中西方人性观之比较研究

犯罪系人实施,刑罚亦科于人,刑法因人的行为而介入,也因对犯罪人刑罚的实施而结束,人是刑法的中心与落脚点。而人性是人天生具有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因而人性成为刑法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人性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人性观的不同使得刑法调整生活的范围差异明显。本文试从古代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来看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的差异,并反思我国现行刑法的介入范围之现状与缺陷,以抛砖引玉。     

"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初探

为了遏制当代世界性的持续高位的犯罪态势,应当实行非犯罪人化的刑事政策,即将那些只具有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这样才能摆脱刑法制度危机,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有效地抑制犯罪的发生.非犯罪人化政策,应当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以及犯罪预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