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之考察——以“挫折一攻击理论”为视角

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减少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性措施,在于畅通和重建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情报信息工作,完善冲突化解机制。     

浅谈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近几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次数、参与人数呈上升、扩展态势，组织程度增强。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有群体性、利益性、组织性、非政治性、变化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新农村建设和“三基工程”建设是当前预防和处置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条件。失地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方法包括：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尤其公安机关要加强预警机制建设；掌握处置失地农民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和艺术等方面。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其干扰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入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方式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但总体上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适时地根据新形势调整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式：理性、开放地认识和正视农村群体性事件,站在农村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主要诱因着手,人本、主动、科学地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灰黑”势力及其治理

近年来,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封建迷信势力等灰色势力不断染指农村群体性事件。或是制造矛盾,或是出谋划策,或是红黑勾结,导致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复杂化,矛盾冲突暴力化,行为对抗组织化。为此,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政治诉求机制,打击"灰黑"势力违法行为,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以遏制"灰黑"势力介入农村群体性事件。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制约“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研究——以善治为视角

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及诱因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重要因素。善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可以引入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过加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建设,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共同参与的善治模式,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利益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危机,对个人乃至社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从利益视角出发梳理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机制,构建以利益为核心的调节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海西山区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成因分析—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等重要意义。但海西山区农村大量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会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许多不良影响。这些治安事件的发生是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治安态势及防范研究

新的历史时期,农村治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村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增多。违法犯罪手段更新换代、类型多样化,多重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特殊群体违法犯罪升级与恶化。自然、人文、社会等诸多因素激发了并助燃着农村固有的及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从战略高度转变思想理念,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多方参与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维护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长效性保障机制。     

公安机关应对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探讨

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农民采取常规手段难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越轨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安机关应对这类事件应当坚持“情报信息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的理念,找准“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的结合点,加强对征地过程的全程监测,及时疏导被征地农民的对立情绪,科学合理地评估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控制事件局势,平息群体性事件的事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具有有别于其他青少年群体的特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问题。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这些隐患应引起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社会、学校、家庭都有义务采取措施,确保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农村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没有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农村治安公共服务需求分析——基于河北省622农户的调查

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与稳定,而农村治安形势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从农民对治安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个角度出发,探索农民需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揭示当前农村治安工作中依然存在的问题,以期完善现有的治安防范体系,满足农民对治安公共服务的需求。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增多,并在特定情形下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显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公安机关要配合党委政府构建起“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法治化利益表达秩序,并且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中把握好现场情势判断、法律法规适用和公共关系建设等环节,维护好社会稳定。     

试析农村恶势力形成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加剧 ,并呈蔓延之势 ,严重危害了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形成既有社会改革、经济转型等客观方面的因素 ,也有知情不举、打击不力等人为方面的原因 ,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打击、防范体系 ,切实贯彻社会综合治理 ,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恶势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养老保障探析

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农村养老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在巩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下,有必要探索出一条多层次、灵活多样的农村养老之路;发挥个人、家庭、政府、社会的协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这一夙愿。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而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保障功能不强等问题,已严重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