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位执行

代位执行是在执行债务人对案外第三人的债权并未经法律文书确认的条件下 ,法院就要求该第三人直接向执行债权人履行其对执行债务人所负的债务 ,并可对该第三人的财产进行的强制执行。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执行根据在理论上就成了问题。本文认为 ,代位执行的执行根据不是执行法院发出的履行债务通知 ,也不是执行裁定 ,而是申请执行人据以对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 ,这一结论原于判决效力的扩张性。本文还对代位执行的条件及其在实践中易出现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研讨。     

论刑事案外第三人财产权之程序保障

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加强案外第三人的财产权保障,但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在此方面却具有严重的缺失性。我国应当借鉴域外一些立法,从赋予案外第三人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建立公正的涉案财物裁决程序与合理的举证责任分担制度等方面,加强对案外第三人财产权的程序保障。     

民事诉讼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定位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根源是诉权，应当设置于再审程序之中，但我国目前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却将其定位于执行程序中，这样定位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显然是不当的，不能适应我国保护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代法制建设的需要。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以诉权为视角，探讨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权根源，分析立法规定的缺陷，提出正确定位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的建议，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起到理论的借鉴作用。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兼论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改造

在现有再审制度下,案外第三人在因生效判决错误而遭受不利时,很难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救济。第三人撤销之诉就是程序法上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而进行的程序安排,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确认这一制度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承继与超越:新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制度解读

法院独立审判与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检察监督立法的复杂性.新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的修改体现了全面监督与有限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以保障检察监督的张弛有度.应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立法,将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作为民事执行监督的主要方式,应明确检察建议的程序性规则,使之具有程序法特征.为确保裁判的稳定性,应严格限定“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申请抗诉事由的适用范围,并为当事人申请抗诉设定最长时限.检察监督的对象应仅限于法院的审判与执行行为.将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的协助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寻求法理上的正当性,容易消解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原本的角色担当.     

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性质理论之“回归”

对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性质的识别关乎诉讼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的选择,司法实务界往往忽视对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从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作用以及相关法规等方面出发进行分析,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性质上应属于一种形成之诉,其诉讼标的实际上是第三人根据自己对执行标的物拥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而取得的对抗强制执行的异议权。     

论完善我国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极不完善,可以说尚无完整及科学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台湾新修订的《强制执行法》较充分、及时、公正地对执行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护.建议我国制订强制执行法律、实行执行权中的三权制衡,充分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将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改为“第三人异议之诉”.     

中国语境下的债权执行制度 ——兼论《民事强制执行法》与《民法典》的衔接

在《民法典》实施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起草的历史背景下,债权执行应与债权人代位权形成有效衔接融合。债权执行并非债权人代位权在执行程序中的延伸,而有其独立的制度定位。我国债权执行应具有“一车两轮、一鸟两翼”的制度结构。除法院依申请发出债权扣押（冻结）裁定、履行通知外,以第三人在异议期间内的行为为根据,衍生出两种程序：其一是第三人未提出合法的异议,法院依申请作出执行裁定,以“履行通知 + 执行裁定”作为执行名义,对第三人径为强制执行;其二是债权人认为第三人的异议不成立,提起债权收取之诉。这一制度结构已被《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确认。但是,对第三人径为执行受到了诸多质疑,需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而债权收取之诉与我国可实现直接清偿的代位权诉讼颇为相似,需进行有效的整合,避免陷入“诉讼法学者不理解及漠视实体法”的尴尬境地。     

论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的限制

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是强制侦查措施的对象，但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而且第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对第三人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在执行强制侦查措施过程中侦查机关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执行，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仲裁第三人主体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仲裁第三人的主体界定存在混乱现象 ,主要表现在仲裁前后的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主体错位、转换以及合并 ,造成实体法上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第三人在定义上的冲突。学术界把仲裁第三人的目标主体定位于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是一个错误 ,应当把目标主体锁定在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特定主体上。所谓仲裁协议第三人 ,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执行以仲裁协议为条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的非协议签字人。     

民事执行中查封之效力

民事执行查封效力的发生包括发生的时间、发生的要件和发生的期限,查封效力所及的范围包括查封物之从物和查封物之孳息.查封效力的具体内容包括对债权人的效力、对被执行人的效力、对第三人的效力.     

绝对新颖性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将专利授权条件中“混合新颖性”标准改为“绝对新颖性”标准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首先通过分析绝对新颖性标准与其他新颖性标准的区别，明确绝对新颖性标准的概念；再结合具体国情、专利申请状况以及企业发展实际等因素进行分析，指出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是有利于促进创新、符合国情和保护民族企业发展的；最后从创造良好法律环境、重视专利工作和新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创建有效技术转换机制三方面对我国适用绝对新颖性标准提出了解决对策。     

论仲裁第三人

目前,关于仲裁中是否存在第三人的问题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结合我国国情及法治社会的需要,仲裁中应允许第三人的存在,但仲裁中引入第三人的规定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及司法实践的需要来进行。     

试论香港基本法对我国当代法制的影响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使得中国当代法制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有了新发展,具体表现在立法制度、法律渊源体系、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法律适用制度以及法律解释制度等方面。基本法实施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加以衡量。两地应互相包容与理解,以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求同存异,给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提供前行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完善我国当代法制。     

《湖南省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对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积极影响、待决问题分析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法的出台保障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有效实施,进一步为资本、技术与农民劳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远发展搭建了平台。但是,立法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定义、供销社的职能和作用、合作社的准入条件、成员的出资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仍有待探讨。应当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作社的模式;赋予供销社领办农民合作社的职能,将其领办参办的合作社的发展列入地方发展规划;设立合作社最低准入条件;允许成员采用多样化出资方式。     

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民族的俄罗斯传统中固有的地方主义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法制统一的实施。为了实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法制统一，列宁认为，要制定反映人民意志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确立国家法制统一的基准；完善法律体系，构筑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保证公民守法、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和法院公正司法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关键实施环节；设立检察机关厉行法律监督，则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制度保障。形成于苏俄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对于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消解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负面影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权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宪法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理性审视

意识形态是宪法的基本内核,宪法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载体,意识形态要通过宪法来体现和维护。注重宪法保障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我国宪法确认和赋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宪法地位,划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宪法红线,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需要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化宪法实施监督、压实党组织推进宪法实施的政治责任、提高宪法宣传教育质量措施等,进一步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着力提高宪法实施水平,在推进宪法实施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宪法保障。     

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初探——从权利公示的视角出发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有所有权构成说、担保权构成说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说。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出发,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分为形式上的权利与实质上的权利。在对外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只要有充分的公示,第三人就可主张优于实质上的权利,而在对内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则不得对抗实质上的权利。     

完善宪法有关中央军委之规定问题探讨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专设一节“中央军事委员会”,就此确立了中央军委在国家体制中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它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关系及其组成人员、任期等内容。宪法公布施行30多年来,围绕着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在宪法中所确立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研究的专门文章比较罕见,在思想认识和理论上存在着诸多误区。以完善宪法关于中央军委的规定为主旨,对此问题展开探讨很有必要。     

业主权利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我国《物权法》的实施,使物业管理立法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但由于业主权利保护的现行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业主大会的运作、诉讼主体资格及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等诸方面还存在缺陷。完善业主权利的法律保护应降低业主大会表决条件,以利业主自治权的实现,并明确业主的法律地位,赋予业主大会诉讼权利主体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