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反倾销条例公共利益原则的研究

欧盟的反倾销条例明确要求在实施任何反倾销措施之前调查机关应进行公共利益考察,只有在这种反倾销措施符合欧盟公共利益的条件下才可实施,公共利益的考察成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必要条件。欧盟反倾销条例公共利益原则的设立,是人类反倾销立法的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前瞻性,对世界反倾销规则的发展方向和我国反倾销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利益的定义,欧盟公共利益原则的设置目的、功能和评价以及对我国的启示方面对欧盟反倾销条例公共利益原则进行了阐述。     

论反倾销法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公共利益纳入反倾销制度已成为现代反倾销立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这也是现代经济立法的共同特点。虽然WTO的《反倾销协议》已作出一些相关的规定,但在各国的反倾销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原则的具体内涵尚有待明确,尤其是在我国,如何确立和贯彻公共利益原则仍是完善反倾销制度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分析了公共利益原则确立的理论基础,介绍并评论欧盟及有关国家的实践做法,最后就我国反倾销法中如何确立公共利益原则进行探讨。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我国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故这一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这一制度的设计应遵循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密度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及借鉴国餐先进立法经验等基本原则,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应为有关机关在倾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综合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审查模式应以法律审为主,事实审不能“无”,但要“弱”。应设立专门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的思考

公共利益目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的法定条件之一,我国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我国现行立法对其没有明确界定,又缺少公共利益审查机制和审查标准,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在土地征收中对公共利益的任意解释而滥用土地征收权,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为此,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和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可采取概括加列举加排除法的立法模式,并设立公共利益审查机制,以法国的损益对比分析方法作为公共利益的审查标准。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新要件:公共利益考量

鉴于当前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确保WTO自由贸易之精神,有必要将公共利益条款写进WTO《反倾销协定》。基于法理和竞争政策依据,反倾销时公共利益考量需要得到重视。加拿大和欧盟的相关立法为修改《反倾销协定》提供重要参考。《反倾销协定》应当明确将成员方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义务化,但公共利益考量程序可以由国内法规定。     

WTO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则的适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民法院必然面临一个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问题，因此，对WTO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则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是一项极为必要而且紧迫的工作。WTO反倾销立法的简要回顾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立法与国际反倾销法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立法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反倾销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英国与荷兰等１０个欧洲国家签订了一个关于共同防止和抵制多种食糖倾销的联合行动，这是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反倾销法的开始。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区域性的反倾销立法尝…     

从公共利益角度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

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反倾销作为一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已有越来越严重的被滥用趋势,而此种情况会较深地牵涉到公共利益问题.因此,将公共利益条款引入反倾销法是合理而必要的.作为频繁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欧盟是最早将公共利益因素考虑到其反倾销立法的贸易实体.     

浅论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

新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反倾销已出现被滥用的趋势,越来越背离它最初的维护公平贸易的宗旨。如何抑制反倾销措施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介绍各国反倾销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基础上,对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原则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宪法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路径与方法探析

公共利益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其涵义和意义在宪法文本中以多种方式进行表达。公共利益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独享的权力,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因此,这一原则的实施路径应该与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相耦合。其中,公共利益类型化、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分别是国家三机关适用公共利益原则的主要方法。     

行政信赖保护之立法思考

人们对信赖保护的认识已经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将信赖保护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之中已基本上形成共识。但信赖保护究竟是作为具体法律规则的立法还是作法律原则的立法 ,甚至能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之一 ?信赖保护仅仅是实体性保护 ,还是包括程序性保护 ?在构成要件上 ,是否需要与公共利益相权衡 ?在保护请求权上是否需要设定时效 ?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立法上引起足够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 ,以让信赖保护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国反倾销立法评价及其完善思考

中国当前面临着来自国外商品倾销的严重态势。然而 ,现行反倾销法存在的缺漏 ,使之不能很好承担起艰巨的反倾销任务。鉴于国内外反倾销的紧迫势态 ,由全国人大颁布反倾销法乃众望所归。在国家反倾销法孕育出台之际 ,客观、公允地评价反倾销立法现状 ,指出反倾销立法研究中的偏颇 ,廓清反倾销立法中的模糊认识 ,提出进一步完善与修订的意见 ,不仅显得重要 ,且具现实意义     

行政撤销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撤销权是指行政主体消灭其所作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权力。行使撤销权的正当行使具有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如果缺乏对其有效控制则会导致很多弊端。建议应在立法上着重对行政撤销权制约机制的制度设计。包括：确立公共利益优先和信赖保护原则、明确规定适用撤销决定的标准和情形、加强程序设计、建立内部追责机制等等。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试论情势变更后的行政复议审查

结合行政法的特征,将情势变更原则引入行政复议制度,有益于处理情势变更后的行政复议审查中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在实体审查方面,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通过权衡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是否应当改变审查的行政行为;在审查程序方面,按照被申请人先行处理、行政复议机关随后审查的顺序,使情势变更原则的内容得到全面、准确地实现,最终达到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平衡。     

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监管的立法原则

在转基因技术风险不确定的情形下,无论是美国的"可靠科学原则",还是欧盟的"预防原则",均不能令人信服。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立法与监管,应遵循公共利益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统一监管机构、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结合以及风险全程监控的基本原则。我国当下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立法,在层级上较低,应制定《基因技术法》或《国家生物安全法》,重点关注对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以及我国基因资源的保护;同时,应加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监管和风险评估,对违法者苛以更重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的立法完善和规范适用

对于婚生否认之诉的原告,目前我国法采取了明确列举的方式,所规定的原告范围较窄。当其他可能的原告起诉时,法院或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或扩大原告范围,产生了矛盾裁判。立法应当对能够成立诉权并启动司法审判的适格原告作出周全选择和判断。基于身份权的专属性及国家意欲保护的权利和价值,亲子关系的主体,即父母、子女均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生父仅在婚生亲子关系不利于子女最佳利益或损害公共利益时,才附条件地具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父死亡后的继承人因无专属身份关系以及身份公益优位于财产私益的法理,不具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在立法作出周全选择后,司法实践应当准确把握婚生否认之诉属于形成之诉的本质及立法的文义和目的,遵循形成之诉原告的法定性和封闭性,不得扩大原告范围。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思考

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的兴起是行政立法发生的理论背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既直接构建了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又通过增强行政立法有效性的方式应验并强化行政立法的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行政立法具有扩张性,若没有公民参与权的制约以及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审查,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权利的保障,反而会挑战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侵犯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