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

朱孝清先生、崔敏先生和王守安先生关于检察制度是不是可以质疑的争论,特别是关于争论中的政治批判是否正当的论辩触到了中国法学的一个痛点:缺乏理性的学术论辩。理性的学术论辩就是遵守论辩规则的论辩。理性论辩最为重要的规则是言谈者的普遍性和论辩机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不得强加于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宽容,任何论辩都是"开始"而不应是"终结"。中国法学界走向理性学术论辩的重要步骤是实现法学论辩的无禁区原则,同时制止"利益法学"对法学的扭曲。     

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场景下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发的思考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法学的理论模式受着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和支配,而这根源于产生这种支配性影响的"结构性基础"的存在."全球化场景",作为这种结构性基础之一,同样在支配着我们的法学研究.基于邓正来主张的对"主体性中国"的诉求,选择了罗兰·罗伯森所阐述的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自我的"全球化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全球化的建构性解释将利于保持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在对这一框架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将对这一框架下中国法学研究如何保持自主性做一尝试性描述.     

法学中国化问题探索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倡导中国法学研究者摆脱"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实现法学的中国化.法学中国化的障碍一是现行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二是绝对价值的缺失.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才能真正建立.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礼法合治传统的两种法学范式 ——以管商为例证的现代解释

礼法关系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根本问题。每次大变局都会重新审视礼法关系,然变革初期的礼法之辩后期多转向话语之争,最终诉诸权威决断。造法变、曲法常、毁法易、无法终的自反性法律现象固然与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的掣肘密不可分。但法律缺乏严密化学术论证,所依法律思维、所用法律方法、所凭法律知识缺乏理论性也是重要原因。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必须构建发现和转化法律文化的法学范式,才能与当代中国的法治相沟通。管子的实质法学范式和商鞅的形式法学范式能为理解礼法合治传统提供一个例证式解释框架,启发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内在视角的规范化思考,也能为打开法治中国之“国情”的规范结构提供法学知识。     

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背后,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另一个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理论预设。基于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的视角,这一理论预设在根本上掩盖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或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之物的可能性,也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基于中国与全球化关系框架来看,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无论是顺应之策还是拒绝之策,都具有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被动特征,而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成员——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可能性。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

1 98 0年代以后 ,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西方思想评介”涉及了复杂的西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想像”等问题。“建构”、“想像”中所包含的诸如“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评介者的学术权力支配”、“权威导引的单面作用”等又是应予细致剖解的学术机制。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过程中的背景知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学术机制和背景知识的差异的理解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 ,从而推进中国法学研究 ,首先实现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才是一个关键。     

中国法律哲学的立场和使命——评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对法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中国法学从何处来"以及"中国法学现在怎么样";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关键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主题词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的镜像＂、＂身份的守望＂、＂话语的审慎＂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中国法学建构性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学只有融入并超越这种知识权力与价值守护,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完成中国法学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使命。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学和中国近代法学这三个维度之精神空间的交融与对立在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积极价值。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环境法治客观条件与话语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环境法学研究须予以适时因应。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研究方法与基本话语廓清了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作为环境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环境法律现象认知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畴及其建构须对新时代的转型需求予以回应,从一元的权利或义务本位走向二元的"权利-义务"范畴。环境法治客观条件的变化凸显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需求,这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方法须对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化予以关照,环境法学方法本身也应走向科学化与层次化。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要走出西方话语禁锢,实现话语自觉,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权,必然需要回归到中国环境法学话语的主体性特征,走向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的田野,充分理解和利用中国环境法治资源,坚持开放并蓄的话语立场。     

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建国后,我国曾为构建法学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四次有益的尝试,但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今后法学界应当秉持民族语言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中国法治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有机结合以及合理借鉴中外优秀法律遗产与立足现实的理论创新有机结合的＂三结合＂原则,理性探讨、凝聚共识,着力研究中国问题,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而建构中国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     

现代化范式的困境——评邓正来先生"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

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中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但是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并不等同于对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的原因的揭示。经由分析认为邓先生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法学之所以会受其支配建立一以贯通的解释。现代化范式在解释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时所具有的缺陷,实际上是由于邓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基于论题的限定而没有给予另外一种解释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足够关注造成的。无论是现代化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人认知全球化的思想依据,我们不能单独从其中任何一者出发来解释中国学界在思考全球化时的思想依据,现在是我们重新反思的时候了!不仅包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也不仅包括对于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同样也包括对于忽视其中一者而试图仅以另外一者来概括中国学界的思想依据这种做法的反思,这三者同样都是试图简化中国人在思考自己未来命运时的思想理据的表现。     

并非自明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在中国语境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开放的观点,并力图揭示其未来的某种可能。基于对中国法学在过去26年里发展的研判,邓正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学者试图理解与解释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建设中的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检省的智识活动,并审视基本"范式"——"现代化范式"。由此可知,邓正来建构的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规范理论,其直接针对的是"法律知识的范式"问题。其中他关于"中国法学"的双重认知结构也并非是自明的:首先,他建构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固有模式和它们普遍共享的"规范性信念",这关乎如何将"中国法学"问题化;其次,他的论证中包含了由某些主导价值引领的建构性方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显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造就了同时期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研究范式、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引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基于立法引导型建构的学术导向范式。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体系前研究范式”隐含的学术缺陷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法治不断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向“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在建构体系后研究范式时,宜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立足中国场景发现和讨论中国问题、基于平等心态拓展法学知识的域际交流、开展问题导向的新综合研究、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2004年法理学学术研究回顾

一、概况 2004年的法理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和亮点,原来所关注的某些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本年度召开的研讨会主要有: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的第4届亚洲法哲学大会,<法学研究>杂志社和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俄罗斯法学理论的转变"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和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中德日法学研讨会--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的发现",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讨会",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学学术探讨会",吉林大学法律理论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的"法治、人权与宪政"的学术研讨会等.     

“无知”地“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对正来学者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有关“建构”思想的想象

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有没有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法学讨论与批评的一大热点。然而,综观正来对中国法学去向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到,他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哲学理据,以反思与批判我国对现代化范式集体"无意识"的法现象为前提;确立了他的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的情怀和主旨;并最终认为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其实存在于"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中。所以,正来学者"无知"地"建构"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应该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现代性的、中国主体"在场"的、民主的法律愿景。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