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理论在分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运用

由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缺陷以及案件中证据和事实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将概率论引入司法证明领域是必要的和可行的。相对于完全依靠法官的良心和理性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定,运用概率的方法分析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就显得更为客观、准确。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仅指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而对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观心理活动,法学界却没有给予其如同对法官自由心证那样的关注。事实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文章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措施。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契合与背离——对证据制度史另一视觉的解读

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虽然在事实发现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以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为目标的,并且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它们所认定的法律事实都能贴近案件的客观事实。但由于受认识手段的影响以及为了限制法官恣意和保护人权等多种原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经常发生背离。我国证据制度忽视了对法官主观随意性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护,应当予以矫正。     

从刑事诉讼结构看“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一项世界性的诉讼原则,根据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最早规定,其基本含义是指法官或陪审官对案件证据进行自由判断并最终形成“内心确信”的思维过程。关于“自由心证”的科学性问题,在国外早已是一个基本没有争论的问题,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则被批判、争论了几十年。在近几年来的全国诉讼法年     

对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定名问题的思考

人的理性对具体案件作用方式的不同,是划分人类诉讼制度史上三大证据制度的标准.顺着这一思路和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证据制度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这一命名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和推进刑事司法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论心证公开的几个基本问题

心证公开的导入 ,把传统自由心证改造成为在发现真实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这两者之间能够找到平衡点的现代自由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原则 ,并规定了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已具备了现代自由心证的雏形。     

自由心证评析

自由心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否定了法定证据制度,即它向世人宣告:证据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人的认识也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心证的真正含义是以心为证,即把法官的内心确信视为证据。这就把证据、真实、证明标准均主观化了。自由心证把法官的心证真实看作证明标准,进而衍生出盖然性标准,则更不科学。自由心证价值的实现是不彻底的。自由心证容忍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调整和制约、容忍形式证据规则排除证据、容忍证据问题全盘法律化,从而形成了新的、潜在的现代法定证据制度。这就是自由心证价值实现的不彻底性。     

刑事庭审笔录的性质与运用初探

证据是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应将庭审笔录纳入刑事笔录证据行列,其证据属性体现为服务于二审、再审等.庭审笔录始于一审判决结束之际,记录了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展示了法官适用法律和自由心证的过程,必然成为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评价一审的基本材料,也同时可以用于证明一审程序合法、证据审查和认定等活动.     

刑事诉讼证据分类重构与“合理心证”的引入

＂合理心证＂的引入和运作,需要对现有证据分类和证明力进行重新审视,构建以证明力为标准划分的纯（一类）客观证据、纯（一类）主观证据及次（二类）客观证据、次（二类）主观证据等主要种类,并在重视隐性证据作用的基础上,对心证过程施以合理制约和公开监督。     

证据评价问题探究

在自由证明方式下,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是相对于机械的法定证据规则的束缚而言的,决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评判证据.法官评价证据的范围主要限于证明力而极少涉及证据能力;评价的内容是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强弱;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经验法则,评价的方法是综合判断.剖析并探究证据评价的过程,对于我们构建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心证自由的层次性分析及其客观化制约

心证自由有两个层次 ,即狭义上的心证自由和广义上的心证自由。自由心证制度将会受到更多制约是大势所趋。其主要受心证主体客观条件、诉讼程序内在规律、证据法律规则、经验和逻辑规则、心证公开制度的制约。要使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走向理性化、规范化必须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和错案追究制 ,推动我国现有诉讼模式尽快向当事人主义过渡 ,并切实保障心证过程公开化     

三问自由心证

时于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而对于是否应当在我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学界亦有争辩。自由心证的实质是一种不能避免的心理现象；内心确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任何诉讼程序中作出判决时都应当达到的心理状态及其要符合的普遍的公共认识；自由心证在前进的历史轨迹中应当承担起时代要求。     

法官自身因素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

司法审判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途经，一定要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法官作为作出司法裁判的主体，是“法”或“正义”的化身，应当通过证据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这种情况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北京师范大学证据法研究所课题组针对此问题，选取了八个省市的刑事法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上海、广州、武汉、昆明、哈尔滨等城市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探求法官自身因素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从个案看法定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其评价——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

法定证据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与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论程序相伴而生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单纯强调对法官在评价、判断证据时的主观随意性的抑制,而事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和各种判断证据的规则,导致形式化。这种证据制度虽能有效解决法官在评判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的主观臆断和恣意,但却在发现案件真实上陷入了困境,致使其不免被历史所淘汰。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