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与合法性的考量,旨在防止没有罪的人虚假认罪、保证有罪的人出于真实意志自愿认罪认罚,以及在最大限度内协助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量刑上的从宽。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在立法上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设了值班律师制度,强调签署具结书时应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然而律师参与能否确保达到被追诉人明知、明智且自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效果尚有待观察。消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效辩护障碍的关键在于,赋予值班律师基础辩护权利并明确辩护律师相关辩护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协商主体间的冲突与衡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改革之重要议题,量刑协商程序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新之实质表现,主体诉讼权利的实现更是量刑协商程序之价值追求。然而,在对司法实践中其主体角色的演绎进行动态化与现实化考量后,暴露出的却是控辩双方量刑协商权益失衡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对等的冲突实质。因此,在协商理念与主体理论的基础上,从量刑协商主体冲突之调试与衡平出发,规范检察机关从宽适用,发挥值班律师辩护职能,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考察被害人建议意见,重塑协商式刑事诉讼模式,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     

检察环节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建构

我国以往认罪、量刑协商实践中,存在律师参与性不足、部分认罪认罚者未能得到从宽量刑等问题。律师参与认罪、量刑协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案件公正处理的重要保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构建检察环节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应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律师队伍,加强对值班律师量刑协商能力的培训,明确值班律师的职责,对律师参与认罪、量刑协商的方式作科学设计,明确从宽量刑的幅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参与问题研究——以刑事速裁程序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是构建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然而其存在增加无辜者被定罪的风险、强化口供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削弱程序的公正性、动摇实质真实的理念的缺陷。对此,只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才能弥补。律师有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两个层面的障碍,对此需要着力完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传统的辩护人角色定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需要精准把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秉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还应当改革值班律师制度。     

试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的高低不仅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体现在文字表述上,其更主要体现在保障证明标准实现的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合理与否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程序案件一致,但由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得到了充分尊重,被告人供认的模式也由普通程序的"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转向"奖励被告人自愿归罪",加之这两类程序对"从简""从快"的内在必然要求,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实践操作中的降低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要保证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质量不会下降,应当根据认罪认罚案件的罪行轻重和适用程序的不同,适度掌握宽严不同的证据标准,确保被告人口供的自愿性,将目前的值班律师服务改为律师强制辩护。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研究

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运行的重点在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双重属性:在实体法层面上,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一种人的意向动机,在于满足刑法特殊预防的要求;在程序法层面上,不被强迫即为自愿,其在于满足刑诉法保障人权的要求。理论上,"自愿性"难以量化的主观性迫切需要树立底线正义观,以可测控的量设定自愿性的主观标准;程序上,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地位不平等性亟需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约束以及健全律师辩护制度,以构建一个完备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     

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

应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程序设计围绕效率价值展开,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浪费司法资源,因而应当被否定;实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公正价值难以全面保障,允许上诉是被告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对立平衡点在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一般应当以量刑根据发生客观变化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启动抗诉程序.其重点在于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原审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情况,权利保障到位的,应当提起抗诉以保障诉讼效率;反之则以抗诉错误为由撤回抗诉,待未来公正价值得以充分保障后,采裁量型上诉模式,防范滥诉以保障诉讼效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军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及启示

因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内容.各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制定上有共同之处,同时又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注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开放性的特点.     

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及其指引价值的缺失与重建

在中国,目标的设置与评估主要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是贯彻上级政策的一种手段。当绩效评估不可避免地和地位、荣誉、晋升或收入联系在一起时,指标体系的设计实际上成为奖惩体系的设计。目标设置与评估的集中化以及压力体制和干部任期制等的交互作用导致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荒谬行为和短期行为,并使目标设置与评估失去导向作用。公众参与、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灵活的目标设置与重视公众满意度是绩效目标设置与评估指引价值重建的路径。     

论人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经济社会的个体主体性原则和目前我们国家个体主体性建设落后的现实及其复杂性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和史学研究，这是我国近年来人学研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的人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哲学领域，属于哲学人学。它首倡加强对个体人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其学科的局限性使它无法继续深入到人学研究的核心层次——对人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历史考察。而人学的历史化既克服了哲学人学的局限性，又能有效摆脱史学本身的危机。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的舞弊预防与查证研究

采购和会计支出系统中,业务发生频繁,会计凭证量大,涉及专业性强,致使对采购舞弊查证困难,本文从采购内部控制和舞弊查证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琼台农业的发展比较与合作前景

台湾与海南在自然资源条件方面比较相象,但是农业发展基础差距很大。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海南农业已经大大缩短了同台湾农业的差距。海南农业快速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1、经济落后地区开发之初政府主导的集约式集中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开发效果明显;2、立足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充分发挥海南的竞争潜力。海南农业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解决的两个难点:充分尊重农业生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与小农的合作。     

大连市都市农业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根据都市农业的特点,分析大连市发展都市农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确定大连市创新发展都市农业的功能定位及重点,提出大连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对策措施：推广都市农业理念,促进都市农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强化政府的协调与服务功能,培育都市农业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