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例原则中的利益衡量

在适用比例原则的过程中,利益衡量具有必然性。进行利益衡量的前提是必须厘清利益衡量的范畴,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同时须明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内部的层次结构。利益衡量的主体,虽然广义上可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等公权力主体,但是比例原则中利益衡量的主体是以司法权为中心而展开的。利益衡量虽具有价值判断的因素,但绝不是漫无目的的价值横飞,其应遵循衡量的法则,如规范位阶理论、基本权利核心理论、说理论证原则、基于个案的整体考量原则、原旨主义、谦抑原则等。     

论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的必要性及其客观性

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利益衡量自身也存在着难题,法官容易在司法裁判中恣意的倾向.通过一定的"防范"思路、规则、制度使法官在内心自觉地时自己进行约束.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论利益衡量的阶段性

利益衡量贯串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是法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法律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利益衡量分为立法和司法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的利益衡量各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立法中的利益衡量主要关注一般的、抽象的利益冲突,而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则涉及个案中特殊的、具体的利益冲突。对这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前提。     

财产性利益侵权救济于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利益衡量

现代社会财产性利益无处不在,但侵权责任法并不可能为所有的财产性利益提供保护,因为责任的成立关系受害人财产性利益保护与不确定行为人行动自由维护间的博弈与平衡。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与司法环节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以划定侵权法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边界,而利益衡量又可通过"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范与司法适用来达致,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行政审判中适用利益衡量原则实证研究

在案件审判中适用利益衡量原则主要由民事诉讼产生和发展，但通过对典型行政诉讼案例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审判中同样存在着适用利益衡量原则的必要性。适用利益衡量原则必须遵循必要的规范和程序，否则，利益衡量的过程可能嬗变为恣意适用法律、超越规范的任意而为。意识到行政审判中存在适用利益衡量原则的必要性，同时遵循一定正当程序对其适用，将会推动行政审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平衡利益与保持法的安定性兼顾，由此切实体现能动司法。     

司法中的利益衡量——一个博弈论的分析

利益衡量作为法律方法的一种黄金方法,在个案衡平中经常运用它,但是对于它发挥作用的机制长期以来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研究,没有走向形而下,这样就制约了该方法作用的发挥。从经济分析的视角,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博弈分析,可以直观的显示法官利益衡量的方法与步骤,同时也体现出司法中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

在审判中法官应当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进行取舍,妥当地平衡相互冲突各方的利益。做好利益衡量。必须遵守整体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充分正当性、社会一般标准和利益衡量的谦抑原则。《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58条的规定是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中典型的具体体现。法官的判决取决于利益衡量的结果。当公共利益在利益衡量中取得优先地位时,这种优先并不是对个人利益的消弭,而仅仅是保障次序上的先后。在优先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个人利益所遭受的侵害给予弥补,努力寻找一条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路径。     

司法中利益衡量受到的挑战及应对——以利益主体多元化为分析背景

面对中国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司法中利益衡量受到的挑战主表现在利益衡量标准的模糊、“媒体审判”的干预及法律之外社会中的多元道德观念。文章从明晰利益衡量内涵开始，指出实践中所受到的挑战并提出法律对策。     

商业秘密中的利益衡量——从职工与单位之间涉及的商业秘密保护问题来考察

在职工与单位之间关于商业秘密保护问题的处理中，应重视利益衡量的方法。笔者首先对商业秘密拥有者与职工之间的利益进行了整体衡量，然后从在职职工、离职职工、竞业禁止合同三方面就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问题进行了详细衡量，由此得出立法与司法上应有的正确处理方法。     

法律规范与个案裁判基本矛盾的法哲学分析

法律规范与个案裁判的矛盾贯彻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两者的矛盾体现在 :抽象与具体 ,一般与个别 ,静态与动态 ,而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探求公正判决的活动正是以解决规范与裁判的对立统一为己任。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话语主位推进与司法判决推理

司法判决书是裁判过程的书面表达。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运用演绎形式推理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判决结论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主位推进理论研究连贯语篇中决定句子内容成份排列和句子之间配列、进而决定整个语篇语义内容发展方向的各个小句的主位、述位之间的联系和变化。依据横向话语流时间维度和纵向话语主位结构成分逻辑关系维度构建的话语主位推进分析框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一篇优秀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如何实现演绎形式推理和法律命题内容实质推理双重共振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完善

证据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依据 ,是诉讼活动的基础。可以说 ,证据制度是整个司法制度的核心和灵魂 ,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司法制度是否先进。而证明标准又是法院明辨是非、正确判案的依据。但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证明标准的立法存在许多漏洞。因此 ,研究古今中外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总结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司法经验 ,对健全和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由于诉讼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并且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利益位阶。这两个利益位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永久性利益冲突和暂时性利益冲突上,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保护措施。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它的利益除公正、公平、效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因而审判机关的中立性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阶层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平衡保护的前提。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民事诉讼法中案外第三人对执行的异议之诉

在民事判决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的标的物可能涉及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案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可提出异议。文章在参阅德国法律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立法现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了案外第三人对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特征、立案条件、诉讼成立条件、举证责任及其法律后果。     

我国司法鉴定公益性偏位的风险管控

司法鉴定是对不确定对象的认知和探究,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鉴定结论错误的风险不可避免。比较导致鉴定结论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很难通过鉴定结论错误的事实表现透析鉴定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因而通常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衡量鉴定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加之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的监管层面存在的疏漏,司法实践中凸显出的鉴定腐败问题、鉴定的久鉴不结等病症正在吞噬着鉴定的公益细胞,使这一重要诉讼制度存在偏位之虞。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风险管控,使司法鉴定保持公益化运作的本位。     

海峡两岸跨区犯罪执行程序若干问题

为了遏制犯罪,维护"一国两制"下的社会繁荣与稳定,有必要建立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区际司法协助制度,就跨法域犯罪的特定对象的情报通报、交换,代为取证,代为送达刑事法律文书,协助缉捕移交案犯,代为执行相互请求的刑事裁决.根据海峡两岸刑事犯罪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对待两地犯罪的执行,应当坚持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坚持和发展依靠民间组织的中介作用推动两地犯罪执行程序建设的做法,探索判决裁定的互相承认问题.并从有利于被判刑人的改造、减少司法成本、保障被判刑人的合法权益等角度,探索已决犯的移管问题和执行完毕的通报.     

论司法程序性裁判

司法过程是形成案件事实、发现并适用法律、处理各种程序性问题的过程,司法裁判相应地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是当前程序性违法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司法改革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中国司法改革推进路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程序性裁判消除司法程序性违法现象,重塑司法形象.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调整司法程序性裁判的价值定位;必须重新把握公开审判原则,增加司法程序性裁判的透明度;必须根据程序主体性原则,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必须重新梳理司法程序性裁判的对象,建立有效的程序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