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生育保险的作用及主要待遇

生育保险是劳动者因生育子女导致劳动力中断，由此从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其作用是在职工妊娠、分娩和机体恢复整个过程中提供身体保健、医疗服务及有薪假期，从而体现国家和社会对妇女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予的保障。一、生育保险的作用职业妇女既要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也承担着人类自身繁衍的特殊责任。正是由于她们承担的这一特殊责任，她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中断工作，去生儿育女。而女性的生育，使得民族得以繁衍，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因此女性的生育行为具有社会价值，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行为。况且妇女在怀孕…     

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一政策在现实中却加重了女性就业难这一社会现象。本文反思了在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方面的立法疏漏和制度缺陷,提出应从立法上规制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从生育保险制度上谋求个人、单位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提倡运用公益诉讼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制度共识。     

大型国有企业债务重组方式应该多样化——“债转股”只是一种方式

我们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须注意不同行业国企资产重组后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力各不相同，不同债权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债转股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且采用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必须严格惯彻中央政策，禁止“刮风”，不应过分强调债转股而忽视其他债务重组方式，政府应该致力于形成鼓励企业与债权人之间通过多种方式重组债务的有效法制环境，做到立法支持，政策配套，制度创新。     

住房保障的财政成本承担：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尽管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常规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中央与地方政策在住房保障中的财政成本承担责任，目前住房保障政篡的执行效率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论文从福利政策理论和住房保障特点的角度出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财政成本上所承担的责任进行阐释，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住房保障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同时，住房保障的公共品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也应在住房保障中分担部分成本，并负责具体的保障实施工作。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制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意味着将住房保障的主要支出责任从地方政府逐步转移至中央政府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生育保险政策反思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具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其对于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就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力图以社会性别理论对生育保险中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推动性别平等化进程。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女性养老金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生育孩子数量对女性养老金有显著影响,女性会因生育遭受“养老金惩罚”,且“二孩”生育女性遭受的养老金损失高于“一孩”生育女性。可见,“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不仅作用于女性职业生涯期间,还作用于女性年老退休以后。因此,应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完善退休制度和公共托育服务,合理制定缴费年限、缴费指数、账户设置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标准,以削减女性“生育养老金惩罚”,提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苏州:以制度保障责任制落实

正今年来,江苏省苏州市认真落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措施。5月市委出台《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党委领导班子集体、班子成员和纪委落实责任的要求,形成责任清单。9月,市委制定出台《中共苏州市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调加大检查和问责工作力度,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推动责任落实。在此基础上,苏州市还将制定市委巡查工作实施意见、纪委约谈工作制度等8项配套保障制度和措施,以制     

浅析浮动抵押在我国船舶融资中的适用

浮动抵押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其主要作用是便利融资。船舶领域一贯被认为是"融资大户",经营船舶的企业能否及时的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已成为衡量该企业能否继续发展乃至生存的关键指标。本文认为通过法律合理限制浮动抵押主体范围,缩减抵押登记成本,形成良好的配套金融信贷信托法律服务体系等措施,相信浮动抵押制度定能为我国的船舶融资事业保驾护航。     

官民商协作与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香港的经验及启示

以中国香港地区为案例,探讨政府、民间和商界之间的跨界合作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官民商之间构建了复杂的协作策略来共同驱动社会企业发展,包括为初创社企提供种子基金,市场推广与公众教育,社企运营支持与培训,以及行业引领与发展。这些多样化的策略组合能够有效破解社会企业作为新型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困境,构建开放连通的社会创新资源平台,并为社企提升商业运作能力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为社会企业茁壮成长创造了一片肥沃的制度"土壤"。研究认为,不应割裂和过度强调某一情境因素对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作用,而应充分考察跨界行动者之间的多重协作网络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影响,中国香港地区官民商协作推进社企发展的模式值得内地借鉴。     

强化监管 破解“三难”——解读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

目前我国职业病处于难监管、难鉴定、难维权,直接原因是企业对于职业病防治无投入、无制度、无保障。＂三难＂现象反映了法规、制度和政策不配套、不完善、缺陷多,也折射出政府责任不到位。＂三无＂则反映了企业对职业病防治普遍不重视。2011年的最后一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     

商业秘密权利基础与边界——基于保密义务的理论转化为视角

商业秘密的权利化的路径为,通过信义义务的默示规则理论使得保密义务逐渐取得对世性的地位.而保密义务对世性的演进过程,既需要商业秘密实体性规则的完善,亦需要程序性规则的完善.但信义义务之适用暗含着过度强调忠诚义务,从而具有模糊公共领域之危险.所以,商业秘密权利边界的确定就需要一个调节器,以期在各种有关商业秘密的法律制度中界分出公共领域.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作为侵权责任发生基础的过滤器,可以借助法政策解释方法实现权利救济以及风险(利益)分配.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信义义务将被淡化,并转向注意义务,同时也是由传统的特殊关系模式转向共同合作模式,进而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取得商业秘密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平衡.     

国有企业职代会改革刍议

现有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模式为：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基层党组织制度三者有机结合，即厂长在国有企业中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负全面责任，职工通过职代会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力，企业基层党组织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     

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改革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可谓至关重要。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需着眼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普惠型基本福利，此点既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建立国民认同的前提：注重社会公正与公平，促进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增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还处于摸索和探索阶段，转型任务尚未完成，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企业推行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责任义务模式,涉及了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劳动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在企业经营行为中财务运营中也占据了很大比重.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的逐步明朗化,许多企业推行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问题就此诞生.企业推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公益的问题,也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确相关权利义务,才能从制度上筑起法律屏障,维护企业社会责任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本文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的情况,梳理了企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素,并针对这些要素提出了强化政府监督,建立规范体系,推行激励机制,实施救济措施等对策建议.     

浅议反家庭暴力制度的重建

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严重的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由于制度保障的缺失，家庭暴力总是游离于法律之外。家庭暴力需要综合的预防、制止、处理等相关制度的配套保障。防治家庭暴力，需要我们理念和措施的更新：预防为先，兼并制止，着重处理，事后回访。     

论大型平台企业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型平台企业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与中小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数据鸿沟”,一些中小市场主体需要大型平台的数据支持方能持续经营。但大型平台为了维护竞争优势,会拒绝中小市场主体合理的数据交易请求,而数据爬取又因受到法律约束,无法满足中小市场主体的数据获取需求。由于适用反垄断法框架下的“必要设施原则”和“拒绝交易责任”无法有效破解“数据鸿沟”问题,为平衡大型平台的数据权益及中小市场主体的发展权益,应回归民商法路径推动大型平台开放数据,建立大型平台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制度。在构建大型平台数据交易强制缔约义务制度时,应当谨慎设置适用条件并明确制度内涵,防止该制度过度适用造成负面效果。     

职业歧视的法律定义

建构“职业歧视”法律定义是解决我国禁止歧视法律制度空转的前提。定义职业歧视首先必须在中国语境下根据可识别性、可保护性和可延展性标准廓清法律禁用的归类事由；其次，法律应当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做出的行为模式，即不得基于禁用归类事由做出区别对待、区别影响、骚扰、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以及报复等行为；最后，法律还有必要设定真实职业资格、正当经营所需、实质变更与过度负担以及平权措施等不构成职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在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雇佣自由之间达至合理平衡。     

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过错认定

在兼顾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技术价值论"视野下,视频分享网站在著作权间接侵权中的过错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而作为过失认定的客观标准,注意义务在性质上系安全保障义务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以侵权结果预见义务为视频分享网站注意义务的主要内容,并强调依据不同行为对象设置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对于过错责任形式,由于视频分享网站在承担补充责任后面临追偿成本过高的困境,形式上的连带责任异化为加重的自己责任,而根据视频分享网站的过错和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按份责任能够避免视频分享网站承担过重责任,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分配损害赔偿不能的风险。     

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之现状、问题与制度重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证明责任制度作为合理分配控辩双方责任的重要诉讼机制,发端于近代国家限制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私权的诉讼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究竟对辩护事由承担何种证明责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如何配置控辩双方证明责任,以及其在司法适用中有何种效果和作用等问题,殊值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