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的问题及对策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然而,当前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中存在着思想转变不彻底、宣传示范不深入、主体配合不密切、制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安排,是新时期做好我国"三农"工作的总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应做到抓住关键少数,促进思想转变;典型示范带动、引领文明乡风;联动自治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内在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农村自治组织弱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自治组织是我国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很多农村自治组织在治理乡村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功能弱化、职能虚化、地位下降等问题,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损害了村民的自治权利与利益,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困难。只有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强化农村自治组织,才能有助于如期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怎么治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各地乡村治理如何有效推进,乡村文明建设如何展开?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与此同时,围绕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清单制”以及针对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整治,还公布了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结合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勾勒的宏观框架和有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自治化矛盾,法治定纷争,德治润人心的作用。自治是治之本,法治和德治是治之道并共促自治,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治理架构和运行逻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巩固国家治理的基础,打造平安乡村的必然要求。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进移风易俗的实践研究——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

农村移风易俗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既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介入，也需要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参与。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发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运行模式是在乡村治理失效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发挥基层创造自主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促进村民自治的体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需要以柔性嵌入机制、权责共生机制、治理互融机制助力推进移风易俗。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

实践表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基本单元的乡村"微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微自治"因具有内生的强大自治活力,对于发挥农民的自治主体作用,破除建制村自治长期以来难以"落地"的窘境和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乡村"微自治"又存在民主协商的基因易被阉割、自治权易被行政力量消解以及自治重心下移导致民主自治的褊狭等问题,而且可能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要达到"政经分离"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相背离。因此,在坚持自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与行政、自治与他治的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是乡村"微自治"持续有效运行的根本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创新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当前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变化的需要,更是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然而乡村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乡村治理人才资源缺乏,村民参与程度低和乡村治理依托的乡土文化流失,乡情纽带被割断等一些亟待改进深化完善的问题。为了迎接挑战,构建良好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全面推进村民自治深入开展,全面推进依法治村落到实处,全面推进以德治村广泛开展。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及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并且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如痕迹管理过度泛滥、公共物品过度供给、科层制度过度复杂等，导致乡村干部疲惫不堪，村民不胜其烦，乡村治理资源空耗。乡村治理形式主义新表现的内在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权责失衡、项目制供需错位和科层制刚柔矛盾。破除乡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增强基层组织主体性，精简基层考核监督，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     

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及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并且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如痕迹管理过度泛滥、公共物品过度供给、科层制度过度复杂等，导致乡村干部疲惫不堪，村民不胜其烦，乡村治理资源空耗。乡村治理形式主义新表现的内在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权责失衡、项目制供需错位和科层制刚柔矛盾。破除乡村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增强基层组织主体性，精简基层考核监督，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