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成效、问题及对策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在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及以民主的方式化解矛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也存在“乡政村治”的体制摩擦、“两委”关系的权责交错和村自治组织内部的机制障碍等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 ,应从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创新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加强农村党组织民主建设等环节寻求新的突破。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探索乡村治理的“五治融合”新机制——基于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的调研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不能仅限于产业、行业和地域性发展的技术层面,还应体现在深化乡村的基层治理上。为此,一定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是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体系融合的结果,核心在于能力和资源的集成整合。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基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多重竞争性逻辑,通过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并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推动横向与纵向治理体系相互嵌入,促使乡村治理组织的职能属性更加清晰、权责配置更加明确、资源统筹能力更强。两个村庄治理体系一体化的路径表明,整体性治理理念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过程,而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体化实践的基本保障,只有具备上述两个关键条件,才能在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下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人才短缺与治理结构失衡以及多个治理体系间缺乏兼容所带来的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汲取传统文化菁华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要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实现乡村振兴的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必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其中深入挖掘和发挥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可以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无缝对接即插即用的优秀文化因子。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北大核心

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难题,其有效治理虽离不开国家主导,但更需找回村民主体性。为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治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至2022年先后征集推介三批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表明,实现村庄移风易俗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三个维度和路向找回村民主体性。从村庄场域中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和治理技术看,自治规范指导旨在使村民“遵规守矩”,将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相结合;物质利益诱导旨在使村民“德者有得”,运用积分制等开展正向的物质激励;先进典范教导则旨在使村民“见贤思齐”,发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身边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上找回村民主体性的这一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合了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治理：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中的治理机制——以长兴县“村庄示范整治工程”为例

对长兴县村庄示范整治工程的研究显示,在村民自治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已经逐步走向公共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村自治组织与村民在不同激励机制的驱动下共同承担起了农村基础生活设施的动员、筹资、施工、管理维护等任务,形成了政府、企业、村自治组织与村民多方合作的治理机制.为了完善这一机制,激励的增强、信息沟通的强化与现代管理手段方法的应用是必要的.     

紫云:奏好村干部“选育用”三部曲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从选、育、用等方面入手,抓好村“两委”干部队伍建设,为全面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开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村“两委”换届提供坚强保证,打下良好基础。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