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博先生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贡献

车文博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理论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史家。20世纪末期,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深刻剖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元理论及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科学评价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贡献与缺陷、客观探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未来走向及其发展趋势、独到阐释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准确分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车文博先生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

继潘菽、高觉敷先生之后,中国著名的理论心理学家当首推车文博先生了。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第五、六届副理事长,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学科学术带头人,他与理论心理学界同仁一道,推动了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学科在相当长时期内的进步,并因此获得了中国心理学的最高荣誉—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创始会士     

车文博先生对心理学"三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车文博先生在吸收借鉴、扬弃超越他人的研究视域和编篡原则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大胆探索,出版了数本(套)在国内外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鸿篇巨制。车文博先生关于心理学三史的创新性研究,实现了从心理学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心理学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整体性跨跃,体现了先生作为理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和心理哲学家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范,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潘菽教授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提出了判断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一致性原则”,即检验该思想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西方心理学一向重视研究认知,而不重视情感的研究.现代西方心理学开始大力研究以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心理活动,这个转向为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试析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方法问题——兼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与改革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以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作为挖掘与整合的主要框架,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停留在外在逻辑水平。另一种是潘菽教授言传身行的科学性原则。潘菽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应该检验其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是否有助于破解当代心理学的问题与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中国心理学史的改革必须坚持潘菽教授的科学性原则,以开放的学科视角,兼容科学与人文范式,并蓄各种研究方法,才能发展出体现中国文化内在逻辑原则的心理学体系。     

科学发展观给心理学带来的新机遇——走进企业管理的认知心理学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向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给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企业管理的问题属于知识丰富领域的问题,认知心理学对于解决这类问题能够提供有效的方法.对于新产品的开发,认知图能够揭示出顾客的需求,创造性思维的TRIZ方法能够提供有创意的方案,寻找问题满意解和稳健解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设计出高质量、低成本、性能稳定的产品.认知心理学在企业管理方面可以开辟出大有作为的新天地.     

女权心理学及其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挑战

女权心理学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女权心理学试图揭示西方心理学的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 ,反对扭曲和病态化女性的经验与行为。在女性心理的研究中 ,它既反对夸大性别差异 ,也反对抹杀和取消性别差异。女权心理学质疑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认为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范式不适合心理学 ,心理学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进行价值中立的研究     

论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困境与出路

虽然我们倾向于一般地将冯特创办心理学实验室这一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但事实证明,正是在反复不断地重复着的关于这个历史的这种叙事方式所培育起来的思想的习惯性中,这个叙事所包含的那个"标志"的象征意义逐渐褪隐,乃至于最后消失殆尽,并在关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将我们的思想引入歧途。通过把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突显出来,并作为专门的主题分析其历史的困境及其在逻辑上必然的出路,才得以解构并超越上述思想的习惯性,并获得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的洞察。     

语义分析法: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语义分析法,指先分析某一字的字形特点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尤其是心理学含义);接着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剖析此字的原始含义及其后的变化义,从而澄清此术语的本来面目;然后再用心理学的眼光进行观照,界定此术语在心理学上所讲的准确内涵或揭示其内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一种研究方法.鉴于汉字本身是一种充满心理学意蕴的文字,是记载中国人心理与行为方式及其特点与规律的"活化石"之一,因此,语义分析法就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进化论心理学思想的人类学哲学批判

自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以来,各种形式的试图以进化论作为心理学思想的基石开展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冲动,在心理学的主流历史中绵延不绝,并相继形成多种理论形态各异的进化论的心理学研究方案。本文以关于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为立足点,通过对心理进化的逻辑的追问,并引入人类学哲学的视野,揭示了一切形式的进化论的心理学研究方案的逻辑的盲目性,并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寻求理论的统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20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

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黑哨”职务犯罪主体心理探析

“黑哨”作为近年来在体育运动中出现的新型的职务犯罪,在诸多的犯罪原因中,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原因是引发“黑哨”职务犯罪行为的原动力。“黑哨”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具有正常思维人,他的行为是建立扭曲的需求欲望下引发的犯罪动机支配下的一种有意识的故意行为。文章运用普通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中心理与行为分析的理论,从行为主体的意识、需要和动机的层面深层次的揭示“黑哨”职务犯罪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诱因,以预防和减少此类职务犯罪,真正实现体育竞赛中的公正、公平、公开。     

试论高觉敷对20世纪中国儿童心理学的贡献

高觉教毛重是我国名的心理学史家，同时他也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本就其在译介国外儿童作、撰儿童心理学理论章、从事儿童心理与教育发展的具体研究等方面作一初步介绍一探讨，以肯定一代学术大师对２０世纪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巨大贡献。     

法官个人因素对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影响

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法官个人因素从法律角度、法官自身角度、生活角度广泛并深刻影响着法官的心理过程、实践过程,这种影响对法律运行有其积极贡献,但其消极作用不可忽视,制度上既要激励也要抑制这种影响。     

福德汉姆的后荣格分析心理学

米歇尔·福德汉姆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心理治疗家、后荣格学者中发展流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以荣格集体潜意识的心灵模型为基础开展临床实践和理论思考,借鉴了当代精神分析特别是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填补了分析心理学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使分析心理学淡化了其现代神话的色彩,而增添了很多现代科学的色彩。福德汉姆对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既有积极贡献,也存在一定局限。     

试论斯塔茨的心理学整合观

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追求宏大理论的心理学家的影响下,斯塔茨开始了整合心理学的探索.他提出了统一的实证主义作为统一的科学哲学,主张行为主义化心理学和心理学化行为主义,并最终将其整合观称为心理行为主义,提出了统一心理学的具体策略即多水平的理论与方法.     

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的比较研究

在心理学史上皮亚杰与维果茨基曾经围绕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展开过一场著名的争论 ,他们在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概念、心理发展观和儿童社会化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观点。不过从思维与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与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看 ,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各自观点中合理的因素是可以综合的。在这一问题上 ,既要看到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实践活动对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制约作用 ,又要看到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对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制约作用 ,儿童心理就是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发展的。     

Rejoinder—Personality and crime: Towar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his response to “Personality and Crime,” Professor Gibbons took issue with several of our specific points. Several of these points are reviewed in this rejoinder, and we list our rationalizations for naming names (or for what Gibbons calls our “verbal thumping” of individual criminologists). More important, we find that Gibbons agrees on the need for a self-consciously “social” criminology to display greater respect for both evidence and human diversity. The paper closes with a specification of the criterion variable within the psychology of crime and with an appeal for an openness to the full range of potential covariates of that criterion variable, be they biological, personal, or so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