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主体 ,就世界各国的整体情况看 ,将刑事案件的侦查部门设置于警察机构之中几乎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模式 ;笔者对“检、警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心存疑惑。关于侦查权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列举的侦查权遗漏了询问被害人、侦查实验、辨认、查询冻结、秘密侦查等项 ;强制措施具有侦查的性质 ,预审也同样具有侦查的性质。关于侦查权的制约 ,应包括内部、外部制约两方面 ,当前更应从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设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权与羁押权的分离 ,设立司法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     

刑事侦查权的监控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权监控主体有内部监控主体 ,即公安刑事执法督察及其主管人 ,和外部监控主体 ,即检察机关监控部门。其监控客体为所有案件侦查活动。应从侦查立案开始 ,对整个侦查过程全面监控 ,建立司法授权机制和审查机制 ,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 ,实行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 ,完善侦查权监控的纠错机制等 ,来构筑完善侦查权监控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监控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权监控主体有内部监控主体,即公安刑事执法督察及其主管人,和外部监控主体,即检察机关监控部门.其监控客体为所有案件侦查活动.应从侦查立案开始,对整个侦查过程全面监控,建立司法授权机制和审查机制,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实行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完善侦查权监控的纠错机制等,来构筑完善侦查权监控机制.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侦查改革的理念与制度(论纲)

侦查改革需秉持“程序公正优先”、“保障人权优先”、“控辩平等对抗、司法制约侦查”的理念,对侦查权与嫌疑人权利不平衡状态人为矫正;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保持对侦查改革的理性期待。     

危机中紧急性侦查权法律规制及在我国的适用

面对危机,不仅要求国家行使紧急性行政管理权,也要求行使紧急性侦查权,扩大警察自由裁量权,以提高危机处置的效率,这是危机应对中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必然要求.但危机中侦查权的扩大必然使刑事相对人的权利受损.因而控制危机中的侦查权,提高紧急性侦查权启用的实体标准,加强事后司法审查,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设计是我国警察机关面对危机的必然选择.     

论侦查权独立

有限度的独立是侦查权合理行使的保障 ,而非为侦查权滥用提供理论和制度基础。以往的侦查控制论局限在司法领域 ,而没有考虑到侦查权行使涉及政治、行政、司法三方面要素。主张侦查权的相对独立是将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其他权力因素剥离 ,从而有针对地形成另一种科学侦查控制观。     

论侦查秘密性原则与侦查公开措施

侦查秘密性是侦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侦查公开 ,即由大众对侦查机关日常的侦查活动进行常规性的各种监督措施 ,不具有可行性。侦查秘密性原则与增强侦查活动的透明度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有效制约侦查权力、监督侦查活动的正确途径是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     

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司法控制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侦控机关自行掌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存在诸多弊端。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可以预防无实质原因的强制性处分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保证被侦查权侵害的人得到司法救济。对刑事侦查进行司法审查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容要求 ,是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借鉴国外的做法 ,我国司法审查的主体 ,应是法院 ,可考虑在法院内设立司法审查庭 ,对强制措施实行令状主义。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侦查阶段搜查批准权研究

目前我国采取的侦查机关行使搜查批准权的方式,缺陷较为明显。而众多学者支持的法院行使搜查批准权的方式,因与司法权的公开性、多方参与性、中立性、被动性、终结性等特征相悖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对现行的搜查批准权进行改革,实行由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搜查申请进行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审查,辅之以法院的事后审查的方式。在确保侦查效率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司法腐败的成因及对策

司法腐败是各种腐败现象中的要害和核心 ,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温床。司法腐败之所以能存在 ,是司法权力的行使者将司法权力据为私有 ,以权谋私 ,权钱交换 ,从而产生异化与腐败。反对司法腐败既要抓防又要抓治 ,尤其要注意加强民主权力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制约 ,加强司法权依法行使的保障机制 ,强化司法廉政的监督制约机制 ,提高司法队伍的素质 ,增强司法人员的社会公仆意识 ,同时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     

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

政府监管和法院诉讼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放松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和公民更多的自由,还意味着以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替代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意味着强调法院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过诉讼实现执法从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是政府监管与法院诉讼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的结合,这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在"官告民"机制中政府行使的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权,这不仅意味着行政 司法的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确立,意味着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结合,还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重大变革。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迫切需要重构。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理论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审查原则和标准,可资我国借鉴。本文研究比例原则的概念、渊源和适用领域,分析其在司法适用上的局限性,并就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论扒窃案件的控制对策

扒窃行为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基本方针,可以把扒窃行为的控制概括为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基本方面。文章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扒窃行为的控制对策。     

关于构建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庭审的核心侧重于定罪而非量刑，量刑一直是法官独享的权力，量刑的不公开化致使一些案件的量刑不公正、不平衡。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求刑权的有力途径．也是国家刑罚权运行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当前的量刑建议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规定亦有一些模糊之处，应当从增强可操作性入手．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规则和量刑标准，规范量刑建议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监督和测评机制．促进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台湾当局对大陆企业在台经贸活动的安全审查--司法机构的角色与功能

台湾当局针对大陆在台经贸活动的安全审查,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法律”和“命令”相衔接的规范体系,落实对大陆企业在台经贸活动的特殊管制。台湾地区法院的司法审查,在概括授权的审查、安全标准的审查和比例原则的运用方面,未能发挥司法的纠正作用,反而在规范适用时创造新的安全规范依据,在司法审查标准上放低要求,为大陆企业在台经贸活动安全审查遭受显失公平的严苛处理做辩护。这不仅践踏法律基本原则,侵害在台大陆企业的合法权益,更会阻碍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给台湾地区对外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影响。     

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思考

违宪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之一.本文针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完善的建议: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赋予人民法院附带性违宪审查的权力,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的具体环节和程序,加强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