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人的主体性建构

意识形态与人的主体性生成密切相关。通过意识形态霸权的禁忌,通过意识形态教化的灌输,社会塑造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意识形态通过身份建构、语言教化和"主义"话语建构人的主体性。     

国际传播视阈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论析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题中之意。以话语的国际传播为着力点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能够有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冲击,坚定中国人民的话语自信和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过程中,还面临着西方大国主导国际议程设置,曲解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客观差异和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机制建设滞后等主客观方面的现实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要始终坚持党对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领导,大力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体系和积极开拓国际传播突破口,以此推动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竭力重塑公平合理的国际话语新格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反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自建构伊始从概念术语到框架方法便不断受到外来话语的侵扰。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首先需要追踪溯源,厘清语义,剥离苏联话语与西方话语背后的思想与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下建构新的概念、范畴与术语,创建新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批判与清理"苏联话语"与"西方话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前提;中国语境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根基;提炼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规律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     

从自信到自主：新时代建构中国制度话语权的逻辑进路

制度话语权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建构中国制度话语权不仅是坚定制度自信、将制度优势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更是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和话语攻击的应然举措。然而,当前我国制度话语权建构仍面临着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话语叙事能力不足、话语载体建设失衡、话语环境西强我弱的困境。只有从强化制度话语创新、提升话语主体效能、构筑智能媒介矩阵、参与多样全球治理等方面综合施策,才能牢牢掌握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权。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在许多领域仍然长期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因此,必须紧紧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解构西方发达国家话语霸权,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真正实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崛起。     

族群艺术的身份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例

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被建构、表述,其背后是国家、文化精英、族群民众、西方等不同社会力量的权力实践的结果,隐喻着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作用下社会关系不断地刷新、书写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反思,有利于"还原"族群艺术被不同权力话语所遮蔽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深入理解、阐释族群艺术的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理想途径.     

《纽约时报》对中国青年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模式

以201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青年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进行批评话语分析。首先,从分类(概念功能)、情态(人际功能)和连接(语篇功能)三个方面考察新闻文本,得出该报对中国青年报道话语特征具有以下特征:设置负面议程,片面呈现中国青年形象;模糊话语的客观性,混淆事实和观点,误导受众;以一概全,污化中国科学家群体形象。其次,从互文性和框架设置来阐释语篇的生产以及语篇与话语实践的互动关系;最后,在社会实践层面,剖析话语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和社会文化背景,认为美国媒体的新闻观念和媒体特点是该报对负面主题新闻的必然选择;意识形态的固化思维是该报对中国青年报道话语建构的根本原因。     

解读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

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表现,包含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背后则是物质利益和力量的竞争。面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认同、解释权垄断和新闻压制等运作形式推行的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困扰着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西方汉学再现中国文化身份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然而后殖民批评家专于话语层面的解构,无视权力背后的商品化,以及热衷理论轻实践等弊端,注定了它只可能在理论话语资源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做出有限的贡献.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只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     

"人民"概念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1921—1949)

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构起自身的革命意识形态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能否找到革命主体并认识到中国革命主体的独特性是革命意识形态能否建构成功的前提,因此,表达革命主体的词语也就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焦点.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中,中共最终选择了"人民"一词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表达,并通过对"人民"概念的建构,赋予了"人民"解释世界的视角和意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革命主体思想."人民"概念与其同质概念、下位概念共同构成了支撑意识形态的框架体系.而经过建构的"人民"概念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产生了经"人民"阐述而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解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随着"为人民"思想成为民众观察、评价中共的指示器,和中共有关的思想、行动均会进入民众的头脑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和大众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十分必要和紧迫。福柯话语理论的构建取向、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大众的同意"、拉克劳和墨菲后话语理论的多元主体"接合",为之提供了视角和切点。大众化了的马列文论话语、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话语、时代化了的古代文论话语和实际化了的比较文论话语"接合"起来,构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再与创新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话语二度"接合"起来,就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有机意识形态"。     

真实与幻象之间:BBC新疆突发事件报道分析——以对“6·29”劫机案报道为例

作为英国媒体的代表,BBC对新疆突发事件如何报道?本文主要通过分析BBC对新疆“6·29”劫机案等报道为例进行分析.游走在真实与幻象之间的西方媒体,在全球软力量的博弈中,不断试图为中国设置议程,成为西方谋取话语霸权的一种手段.     

论信息网络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

当前，信息网络化已经深深影响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信息网络化一方面使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面临着西方信息霸权、舆论权力中心分散、信息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化也为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开辟了新的渠道、拓展了新的领域。     

“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下的治安学基本问题论析——治安学论域的保护与限制间关系

保护与限制间关系作为"价值—效用—策略"三位一体的治安学基本问题框架内的"策略"维度,涉及社会"由治达安"过程及结果的两组策略认知及选择:一是国家主体通过保护社会主体的安全,实现"国家—社会"体系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社会主体通过维护国家主体治理的权力,实现社会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特殊"的安全利益。二是国家主体通过限制社会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证国家主体治安行政的有效施行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体通过限制国家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障社会主体安全自治的实质运作和特殊安全利益的实现。由此,作者提出建构"国家—社会"体系以安全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治安权力和义务共同体。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参政党“话语体系”的解构和重构研究

我国实行的是非竞争性政党体制,这为建构中国参政党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参政党的话语体系,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解构,分析参政党话语体系出现的若干"异化"现象,了解其对参政党造成的危害。其次,必须采用生态学的建构机制去实现参政党话语体系科学和全面的"重构"。这种"重构",包括形式上的生态学逻辑和内容上的生态学逻辑,形式上的生态学逻辑表现在多维元素的逻辑关系,而内容上的生态学逻辑则表现在元素内部的纵横关系。     

增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

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建构了话语目标、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渠道等要素组成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挥着价值引领、社会凝聚和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赶考之路上,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经验启示我们,要持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目标的政治引领力、话语主体的能动创造力、话语内容的逻辑说服力、话语平台的媒介传播力,持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不断增进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其实质是一整套的社会主体和社会意识的意义、角色、规则的制定过程。媒介不仅是被国家或权力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构建权力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阶层。而作为第四媒体,网络一经出现,就从传播的渠道、内容、话语、乃至效果方面显示出对传统媒体意识形态的逆反,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效力,加强了主体自我建构中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反应力量,并最终会推动整体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向。     

论践行群众路线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

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新概念的出现仿佛都根源于西方话语体系,但是,群众路线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则是完全从属于中国语境的解释框架,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实践智慧实事求是地提出的解决我国问题的方案。这两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经过实践证明,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主导性方针,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了内在的"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首先,群众路线确立了群众的行动者角色,从政治立场赋予社会参与自治的合法性是"前因"。其次,社会自治行动的理性实现需要服务型政府中引导型职能的保驾护航,则是"后果",两者相互交融、缺一不可,成为了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词汇。     

权力、价值与制度：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三维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放自信的新外交理念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面对国际秩序重构与国内现代化转型的双重压力,建构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先行研究主要从利益与权力视角进行分析,但实质上依然局限在美国的霸权语境和西方的线性思维,从而忽视了国际秩序的动态性和制度化趋势。基于建构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本文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应从三个维度建构:第一,超越"强者通吃",建构平等协作权力关系;第二,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建构多元共和的价值共识;第三,超越"霸权体系",建构规范合作的制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