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索意识形态学说解读

意识形态是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采用了"特殊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双重用法,分析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掩饰功能、独立动机功能及整合功能,揭示了理性主义从抽象意识形态出发制定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危害,重点批判了自由主义推行的民主意识形态征伐,指出美国民主的普世原则在于观念指导而非机械地套用,用武力输出民主不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不道德.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吸引力.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对外奉行什么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相比旧的国际关系模式,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主权原则、价值原则和利益原则的有机结合,是对基于实力均衡原则的权力政治和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突破和发展。对中美关系的案例研究显示,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确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规范是可以期待的。     

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

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歧见丛生、远未成型、前景未卜的话题。即便如此,对于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观念基础进行反思并不为时过早。通过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学派"背后所体现的观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学派"面临的观念困境在于:如果我们批判西方作为深层差异之外在表现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会株连到该内核的其他优势方面?在主张中国观念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潜在的弊端与危害?在中国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只有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文化、文明和思想层面的崛起及民族精神革新之后,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思想的活水源头。换言之,对理论的建构者而言,与其循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而思考建构理论,不如立足于思考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如何塑造强大的积极的个体、如何保持民族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思考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稍远,但却能够保证理论应用的品质及其价值维度。     

编者的话

<正>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以及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使得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及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成为学界和政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也是本刊的主要选题之一。本期三位作者从国际关系和战略的视角分别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浩认为,当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呈现出"过度扩张"的趋势,表现为战略成本已经超出战略收益。作者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崇尚市场竞争和限制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纲领,但是,在这种一般主张和纲领之下,依据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秩序自由主义、激进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新自由主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遭遇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显现逐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即它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推翻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

本文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的背景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影响入手,对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因素与实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肯定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只有结合实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力量对比的变化通常构成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实力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变化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京义线铁路在政治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 绪言 关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对立原因的界定,主要是受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布鲁德分析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国家间经济交往作为焦点来分析的方法比较流行。其结果便是把国际关系研究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趋势。从这种意义上看,本文所采用的外交史上的研究方法具有某些独特性。 然而,我们历史学界的情况是,对于以往应该总结的国际关系研究显得不足,并深受海外学界的影响。此外,在我们的政治学界中,把历史看作影像的美国式国际政治理论已悄悄地占据了支配地位,使得历史本质的界定越发困难了。这种轻视历史的理论,在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时到底能有多大帮     

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来自白宫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评价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鸿沟的研究文献(如乔治、詹特尔森、李侃如、奈、威尔逊等人的文章)。不过,这一所谓的鸿沟主要集中体现在正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与那些直接与"现实"世界联系密切的经济学领域关系不大。值得庆幸的是,就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差异在学界和政界所造成的鸿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缩小。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与共有价值观的缺失,这一标志冷战时期特征的现象已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的再定位——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

建交55周年之际,中法关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本文提出"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的分析框架,旨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对中法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中法关系面临的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均已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要以新的框架来认识和谋划新形势下的中法关系。面对权力的重组、秩序的过渡和观念的竞争,中法都主张推动国际关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创新,这构成了中法关系的新基础。中法应该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以创新、责任、共赢的精神,推动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     

国外东盟研究:方法与观点

20世纪 90年代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 ,并形成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齐头并进之势。由于分析问题的基本假设不同 ,各学派在对如何认识东盟成员之间的长期和平、东盟合作的性质、 80年代以后东盟一些新的发展动向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

马丁·怀特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英国学派的建立及其学术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尊为"英国学派之父"。怀特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本人研究议题和视角的改变,他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后期的理性主义。怀特长于运用历史方法分析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并试图从伦理角度对国际关系作出价值判断,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他的思想对英国学派乃至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语法:“为承认而斗争”

"承认"在国际关系中有着大量的经验事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中的国际承认制度。"承认"的政治意义相对于法律意义更为突出,"为承认而斗争"是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语法。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无政府状态的解构与合法性需求的关注为"承认"从政治哲学引渡到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承认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承认斗争既能形成一种相对静态的承认关系模式,又能在新的承认需求压力下破坏一种既存的承认关系模式。     

"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

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限合作"与"摇摆"特征。为此,中印关系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应适度考虑印度的安全诉求,努力推进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主体的双边与区域合作。当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陆地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从而使次区域合作中的安全困境得以弱化。     

编者的话

<正>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聚焦于"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水平问题与中印关系问题。贸易投资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重要内容。顾春光和翟崑两位作者构建了"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指标体系,以量化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投资互联互通水平,并借此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贸易投资合作程度。根据量化结果,两位作者有针对性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前者对现状满意,认同现存国际权势分配,遵守现存国际法治;后者对现状不满,憧憬对现存体系权力结构进行颠覆与修正,以应然式的道德原理批判现有国际法治,并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能动性为标志。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既有国际秩序存在内生对立与冲突,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思想,具备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动机。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属于保守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和帝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先后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其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型特质。在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较多的修正主义色彩,对传统国际体系持否定与敌视态度,并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对抗与冲突。而地缘环境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使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得以强化。但是,由于俄罗斯与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特别是与首要强国实力对比,并无明显优势或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俄罗斯需要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均势,以免受潜在霸权国的侵略威胁。在不得已的条件下,根据当时国际体系的均势结构特征,适时调整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国家安全拥有余裕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较强,反之,则进攻色彩弱化。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

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至少可以遵循两条路径:一是"核心问题驱动路径";二是"观念引导路径"。核心问题能否推动中国学派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性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不易受外交政策影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经验性问题而非规范性问题。不仅如此,该路径可能还必须回应"泛目的性"的质疑并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观念则包括关于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是人性的一部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同构性,从而赋予了"观念引导路径"以较强的自然演化属性。两条路径虽然取向不同,但可以并行不悖地共同促进中国学派的生成。     

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不断开创国际关系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主张。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它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在价值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创新;在理论上,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理论内容,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     

编者的话

正通过研究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概括总结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特点,并将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机融合,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刊登的是两位年轻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张一飞突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战""和"两分法的局限,提出并通过案例检验了"镜子"思维这一新的特征。赵思洋则突破了古代东亚体系研究中的"中国中心"倾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

"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典型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两松两紧"四个阶段,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对苏联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均带来巨大影响。     

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认知、意识形态和转型

我将从认知、意识形态和大国关系三个角度来观察中俄美之间的关系: 一、认知 认知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错误的相互理解、错误的认知是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