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研究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将反腐败问题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立场和决心。本文分析了中国腐败问题的成因，并且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国内外反腐败的经验和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比较的方法，探索讨论了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设，并提出了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措施。     

当前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若干思考

制定严密统一的国家反腐败法，是实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必要条件。当前，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有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强化反腐败的国家顶层设计，树立清晰的反腐败目标，彰显鲜明的国家反腐败决心，进一步震慑潜在腐败分子。推进反腐败立法亟需破解一些现实难题。当前有必要进行前期制度梳理，完善反腐败“制度清单”。科学的反腐败立法应当涵括健全完善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的财产申报制度；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政务公开相关制度；财政预算公开透明相关制度；金融监管系列制度。     

专家学者谈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怎样使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更协调

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当数量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一些地方和部门还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开展制度创新。但正如我们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入实践一样,反腐败作为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命题之一,也需要我们持续地给予关注。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上、下册)

本书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与以往的反贪史和廉政制度史的相关论著不同,也与以往把腐败简单地归纳为剥削阶级的属性不同,本书将腐败与反腐败作为古代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伴随的一种政治现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政府的对策,以及历代思想家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思考。全书各篇分别从时代特点、腐败表现形式、监察与法律制度、反腐败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每个朝代的相关问题作     

中外行政监察对比分析

从国际社会行政监察机构设置模式及其核心制度安排的比较视野中,考察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优势和不足,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行政监察机关恢复组建至今已经25年。25年来,监察机关在认真履行廉政监察、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等三大行政监察职能的同时,积极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中国的行政监察机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反腐败和行政监察机构中的重要一员。从国际社会行政监察机构设置模式及其核心制度安排的比较视野中,考察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优势和不足,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     

我国检察举报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文章综合采用比较、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检察举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问题并借鉴国际反腐败经验,提出了建立反腐败统一战线、推广有利于保护举报人的密码举报制度、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创立举报补偿制度及举报人投诉制度等改革对策,对“举报法”的制订进行了展望。     

浅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引渡制度

随着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国际合作反腐败日益重要。而引渡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公约》第44条对其有关制度作了详细规定,为缔约国之间引渡腐败罪犯提供了规范,但就其规定而言,不难发现其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本文着重在介绍《公约》中引渡制度的规定,同时提出其在引渡制度中仍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对我国反腐败事业的进行有所裨益。     

“反腐败基本法”建构初论

当前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未建成,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国家法律体系正在加快推进,其中有必要制定《反腐败法》作为反腐败法律体系内的"基本法"。制定《反腐败法》是制度反腐的现实需求,有利于零散反腐败文件的系统化、法律化,保持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上的长效和稳定。《反腐败法》的核心价值表现为权力监督,这是腐败犯罪源头治理的必然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反腐败基本原则、反腐败专门机构、预防利益冲突、行政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等。在反腐败具体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反腐败法》的作用路径表现为:确立反腐败评价要素及标准等共性因素;直接确立一些反腐制度;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具体法的制定施加压力与激励,为具体法的修定提供基本要求或框架。因此,反腐败法制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应当制定一部《反腐败法》。     

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的分析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表现出立法的综合化、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职权的广泛化和国际合作的多样化等显著特征。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反腐败司法制度尚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对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应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立法的思路,制订反腐败法或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提高反贪污贿赂局的法律地位,建立专门审判机构,赋予反腐败机构具有秘密侦查权等更广泛的职能,并参与国际追赃机制,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     

李永忠:构建反腐败国家立法

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以"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为原点,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构建防治腐败的制度铁笼子。一是加强反腐败的战略规划,确立权力结构改革原则。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权力结构问题,即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问题。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     

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

反腐败不能主要依赖严刑峻罚,也不能过多地依靠国家工作人员自律。反腐败的成效不是看出台了多少反腐的政策文件,关键在于设计一整套严密的制度,让人无法腐败。     

着力四个强化 提升反腐实效

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部署，这对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重大改革措施，我们必须努力破解体制困境，消除机制障碍，整合监督力量，提升反腐实效，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官员财产收入公开大势所趋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其全部真实财产，不仅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其同愿望，也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固的一项义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     

我国内地反贪局运行的法律制度思考——通过分析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运行特点展开

香港廉政公署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的法治性、适合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反腐败犯罪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而我国内地反贪局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着独立性、透明性、制约性和权威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其作用的发挥未能达到人们预期的期望。因此,提升我国内地反贪局的独立地位、加强反贪工作运行的法治化、重视民众的参与,是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制度基础。     

惩治与预防滨海新区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滨海新区承担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重要任务，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保障，而职务犯罪是妨害行政效率的发挥，破坏新区社会环境和形象的不可忽视的分解力量，在新区开发的同时做好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从战略高度出发，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新区的反腐败工作体系，实现反腐败制度与制度之间、制度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制度防腐宏观框架探析

腐败发生的制度经济学机理及制度的固有功能决定了制度防腐是我国反腐败的必由之路。笔者在认真审视我国制度防腐现状及不足的基础上，对构建制度防腐的总体思路进行了宏观性的探讨。     

试论制度创新是预防公务人员产生腐败的关键

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本文强调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预防国家公务人员产生腐败,并从加强廉政立法、加强反腐败机构建设、强化监督体制、推行以俸养廉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襄樊：“五项制度”强化责任制落实

近年来,湖北省襄樊市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重要保障,配套完善了＂五项制度＂,加强对责任制落实的过程监督,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增强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有力地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     

习近平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节选)

正第七,关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主要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