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西方传统宪政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和有限政府作为防范公共权力异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机制,这种宪政观尽管曾为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其单纯的控权思路和严格的"有限政府"实践逻辑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和公民对实现积极权利的要求。当代西方宪政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宪政发展主要表现在权利观的转型和权利内容的丰富化、权力制约模式多元化和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等方面。     

权利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现状和对策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现有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难以使全社会相信其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和网络的兴起为公民保障自身权利带来了契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此，政府需加强传统公民权利维护机制建设，利用网络保障公民权利，塑造公民对政府维护其权利的信任。     

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的关系与平衡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力对于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意义重大。诉讼权利是涉讼公民尤其是被追诉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中是刑事程序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在考察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国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平衡二者的根本途径在于严格防范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大力加强对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保障。     

公民环境权维护视域下政府的环境责任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我国公民的环境权益意识日益提升,公民环境权的维护问题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要确保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得到切实维护,亟待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政府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维护的相关制度、强化其自身的环境监管责任、加强对公民的环境权利以及环境理念教育等诸多维度找寻公民环境权维护的进路。     

权利的觉醒与法治的实现

法治的要义在于权力运行的合法、有序。权力、权利之间具有彼此消长关系。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号召公民拿起法律的利剑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而培育出具有自救型人格的公民，是中国法治得以实现的最终保障。     

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冲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事件的法律分析

社会公权即政府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之必须,维护和谐社会之必须。无公权则无法协调社会秩序。但是公权与私权之间具有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相对于公权本来就为弱势群体,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如果公权被滥用,将对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造成超乎任何犯罪的损失。因此,要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以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     

公民社会理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在我国悄然兴起。公民社会以平等、自由、权利等为核心价值观。公民社会是政府权力的制约力量和沟通政府和公民的桥梁,公民社会孕育民主政治文化,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民社会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善待权利与法律信仰——文本释解与现实启示

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理想的重要精神要素,而法律信仰的生成需要人们善待权利.耶林和德沃金在两个经典文本中通过对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和政府认真对待权利等善待权利方式的阐释,从权利的视角为维护法的感情和增进法的尊敬等达致法律信仰因素的累积探明了路径.这对处于社会变革中的我国法律发展能够在不断获得尊敬的前提下,努力维护法的有效性并促进法律信仰的生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来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呈现出从中央向地方推广的态势。它是各级政府实行政务公开的一种具体措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在于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进而提升公民监督政府权力的能力 ;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体现了政府治理观念、模式的悄然变化 ;有助于实现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 ;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隐蔽的控制 ,进而达成政府目标。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调整 ,信息披露的内容、对象、程序、责任机制的不明晰 ,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被异化为逃避人民监督的工具并造成信息的“垄断”。因而 ,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规范。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互联网技术促生了新的政治生态:公民的权利表达趋于活跃,社会公共领域重构,公共议程的设置权力分散,社会共识的底线调整。政府公信力在这种政治生态中面临着权力弥散导致的公众信任竞争、权力向权威转化的社会基础和方式变化、政府结构和回应能力方面的挑战,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应当将互联网当作权力资源来对待,探索并掌握信息流转规律;在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信息弥合机制的基础上打造联动的整合性宣传沟通架构;制定完整的宣传和沟通战略,引领社会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以政府自身的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共识。     

和谐视野下当代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

有效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以主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权利是与我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相契合的。但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运行机制不畅和公民个体意识滞后，影响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认知程度，进而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障碍及路径选择

作为宪法救济中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构建宪法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解决宪法争议以及遏制权力腐败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等。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宪法自身不够完善以及存在宪法观念性障碍等诸多制约因素,最终导致了宪法尚未进入诉讼领域,不利于宪法诉讼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构建宪法诉讼制度的路径是依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加快制定并完善宪法,增强公民通过宪法诉讼实现权利保护的意识。     

"三个代表"与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其本质含义是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或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依法行政的目的，就是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和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代表”和依法行政，具有根本目的的一致性。在倡导依法治国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就必须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５．３１”讲话精神，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执政为民的角度，积极做好依法行政工作，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一、…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 ,是我国政府维护人权的法律义务。必须加强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功能 ,维护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为了使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严格贯彻“两权公约”的要求 ,必须在修订刑法时明确体现限制死刑精神 ,为最终取消死刑创造条件 ,并将劳动教养作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之中。     

关于我国公用征收立法的思考

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行使的基础。我国《宪法》和《物权法》已经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是,内容的高度抽象性,使其必然在公用征收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因而亟须对公用征收进行具体立法,在宪法基础上构建具体的公用征收制度,为保护公民自身合法利益,规范政府公用征收的权力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