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人员再犯风险评估工具实证研究

在社区矫正力量有限、增长速度缓慢,社区矫正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准确鉴别出再犯风险高的罪犯加以重点控制,并根据高致罪因素进行个别化矫正是目前唯一可行、科学的策略。因此,制定科学有效的社区矫正人员再犯风险评估工具,将其应用于审前社会调查和罪犯监管矫正是一种当然选择。基于同期群比较研究研发的CIRAI系统经过实践部门两年实际应用,多次修订完成了社区服刑人员再犯风险评估评估表修订版(CIRAI-R),并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果。     

论我国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是检验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和社区矫正工作效果的重要手段，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基础工作。以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为中心，遵循罪犯矫正的本质与规律，构建科学、实效的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体系，是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整体水平，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     

社区矫正中人身危险性理论适用探究

社区矫正制度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息息相关,人身危险性意蕴下的"再犯可能性"直接关涉到社区矫正的实践运转与目标实现。在社区矫正中关注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既是确立社区矫正界限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行刑个别化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国内外把人身危险性理论局限于对服刑人员的危险性评估及行刑中的分类管理,这一静态化、单向化的适用具有诸多弊端。基于人身危险性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与薄弱现状,应当从社区矫正前整体评估、矫正中分类管理、矫正后行为反馈三方面来践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运用前景。     

涉毒社区服刑人员与循证矫正

随着毒品犯罪的猖獗以及吸毒人数的增加,涉毒社区服刑人员不断攀升。涉毒服刑人员中吸毒成瘾者由于长期吸食毒品,呈现出疾病缠身、毒瘾难戒等生理和心理特征。涉毒社区服刑人员兼具罪犯和病人双重身份,面临再犯风险高、收监执行难、不被社会接纳等难题,传统矫正方法已无法有效应对,需要检视传统矫正模式,探查困境和原因,引入循证矫正的理念和方法。对涉毒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应立足于社会支持系统,基于犯因和病情,寻找各类矫正证据,科学地矫正和戒治,使其回归社会,从而实现社会防卫和社会治理的双重目标。     

社区矫正分阶段教育运作模式之思考

社区矫正教育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在整个社区矫正阶段,应当针对社区服刑人员在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措施,制定不同的教育矫正计划,以充分提高社区矫正的效果。     

社区矫正教育中的认知偏差及其调整

部分社区矫正工作者和许多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都存在认知偏差,使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产生各种不良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其顺利回归社会,不能够按期解矫。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认知偏差进行调整,是一种简单、直观、操作性强的社区矫正教育矫正方法,是当前最具有应用前景的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干预的手段之一。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对策研究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是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特殊类型,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相比,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矫正工作者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施主题不同的思想、法制、道德和文化教育,并根据其心理状况,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以有利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身心发展,并达到预期的刑罚目的和矫正效果。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既是国际规则与国内立法的迫切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2003年由"两院两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中所确立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经过7年多的...     

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

当前,在各地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涉及风险评估的相关制度正在建立。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迫切需要,可以先行设计出一套《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测评量表(试行)》。通过该套量表的测评,大致可以确定出每个服刑人员的危险程度并进而确定对其进行工作的重点,从而有效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降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风险之策略——基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角度

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风险既有客观因素,也有矫正对象自身的因素,同时,由于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成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潜在原因。因此,建立并规范审前风险评估制度,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操作流程,加强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和教育矫正,完善解矫帮教机制等,才能将重新违法犯罪的风险降低在最低范围内。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开展社区矫正效果评估工作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结合项目评估的相关理论知识,以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状况为基础,对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与指标体系等内容进行科学的界定。依据重新犯罪率、心理矫正两项指标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中的地位,以社区矫正各项指标内容的确立为基础,尝试建立初步的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由此提出目前社区矫正效果评估需要解决的命题。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社区矫正教育方法探析——以社区矫正人员A某为个案

从个案的角度对社区矫正教育方法进行探析,社区矫正教育需要以"个性化"为前提;以集中形式进行法制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思想教育要有针对性,并联系家庭情况展开;心理矫治是本质教育;组织劳动教育要适度、合理。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论循证矫正效果评价机制的构建

评估/评价问题始终是现当代监狱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没有对于矫正对象在刑事干预前后的准确评估/评价,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何为有效"的重要信息。在现代统计科学、信息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罪犯评估问题、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其他矫正对象的评估/评价一直是确保相关实务工作科学高效运作的基础。在循证矫正的构建和推行中,有必要明确评估/评价理论和机制的地位作用,以达到对矫正干预措施和矫正机制运作状况的充分了解,从而在符合"评估相关过程与业务"的原则下有序开展矫正实践工作。     

社区矫正三大管理模式及社会工作介入效果分析——基于循证矫正视角

社区矫正诞生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管理模式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反矫正运动对社工主导的矫正恢复运动的严重质疑。后来兴起的循证矫正运动中，管理模式成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众多研究证据显示综合管理模式的矫正效果优于监督模式和恢复模式。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我国社区矫正北京模式基本属于监督类型，深圳模式类似于综合类型，上海模式则属于综合服务类型但偏向于矫正恢复。数据分析和检验得出，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的矫正效果优于北京模式，工作人员中社工比例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再犯。最后建议在社区矫正管理系统设立社工岗位以增强综合管理特征，录用和培训综合型工作人员，同时谨慎对待设立社区矫正警察的呼声。     

Three Management Mode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the Effect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rom an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View

After the birth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management mode did not become a problem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history until the anti-correction movement seriously questioned the rehabilitation movement led by social workers. In the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movement, the management mode became a controversial issue, and numerous research evidences showed that 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supervision mode and rehabilitation mod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Beijing mod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basically belongs to the supervision type, the Shenzhen mode is a hybrid type, and the Shanghai mode is also hybrid but with a bias to rehabilitation. The analysis and test of survey data shows that the Shenzhen mode and Shanghai modes are superior to the Beijing mod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workers among frontline staff would reduce the recidivism to some ext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social worker proportions are required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enhance the hybrid management. The call for comprehensive staff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 police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