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     

北京法院集中宣判一批涉疫情犯罪案件

2月28日,北京法院集中宣判4起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拘役1个半月至有期徒刑2年不等刑罚,并处人民币1万元至15万元不等罚金。在当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蓝向东表示,北京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严格贯彻落实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依法从严从快审理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表现刑罚权进步的理念和制度体现了当今中国刑罚权的触角在逐步呈现出内缩的趋向,认真分析这些动态,有助于多方面规制刑罚权的发动和运行。     

法律援助的刑事政策思考

本文从犯罪的社会因素防范、司法控制、行刑处遇等刑事一体化的视野，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刑事政策功能作了思考，分析了刑罚进化对法律援助存在基础的影响、法律援助的刑事政策功能、法律援助对于刑事政策的人权保障意义，力图揭示法律援助类似诸制度的设计将促使我国现代刑事政策的规制更具人道性和科学性。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狭义的刑事司法（刑事审判）承担着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和规范刑罚权、保障人权的双重机能，并且侧重于人权保障机能。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过倡导轻轻重重、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裁量刑罚时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倡导“轻刑化”和“非刑罚化”，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发挥刑事审判程序应有的“入罪”过滤功能和“出罪”畅通功能，实现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以苟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案件为例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拒绝或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类案频发,严重妨碍了抗击疫情工作,应依法予以刑事惩治。根据"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列举规定,在有关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刑法适用中,应在准确把握刑法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针对确诊或疑似病人、病原体携带者及其他人员的不同行为类型,正确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关联性罪名,在依法严惩严重犯罪的同时,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打击涉疫情犯罪应注意的问题

打击涉疫情犯罪保持社会稳定是人民法院疫情期间的重点工作,打击重点应该围绕有关传播新冠病毒及妨害新冠肺炎防控、涉医、利用疫情非法牟利、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渎职失职等犯罪行为。在定罪中,应当注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传染病范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法律适用条件及对没有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的妨害防控行为如何定罪,坚持不拔高不降格,严把妨害公务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罪条件。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难点与司法应对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治理,刑法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实践中对涉疫情网络谣言刑事规制难点在于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此罪与彼罪之间适用混乱等,准确判断涉疫情谣言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需要从谣言造成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谣言的流传扩散程度、编造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对疫情防控的阻碍程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厘清刑事治理边界,确保精准打击,实现宽严相济。     

面对疫情“大考”,各级法院交出满意答卷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审结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9件,涉及240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面临着终极考验。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到,全国法院系统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依法平等保护原则指导下对民营经济的刑法保障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实现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但在刑事领域，受国家经济制度、立法技术、刑事政策局限性、现行刑罚体系模式和传统司法理念等多重影响，对民营经济的刑事保障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立足现实，可构建与公有制经济有限差异下的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并以此原则为指导，着力完善涉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刑事立法，强化对刑法不当介入民营经济的制约，推动涉民营经济刑事政策的优化与落实，创新对涉民营经济犯罪的诉源治理，并不断提升对刑事正当程序的理念认同和制度保障。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带来新视角与新问题,在超越可容忍的社会相当性且有刑事可罚追究必要的场合,我国刑法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适用值得关注。该罪的对象被限定为"甲类传染病",本次新冠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而该罪存在适用上的瓶颈。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     

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的原因考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恢复性司法及社区矫正的推行,体现了我国刑罚的轻缓化趋势和刑罚权动态的趋于理性,而社会背景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转型以及刑事法角色的转变,是促使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转变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和考量这些影响因子,有助于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和规制我国刑罚权的运行。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论二审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

刑事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其普遍规律，二审法官进行的刑事自由裁量具有纠偏性裁量、先破后立、刑罚的不可加重性以及终局性的特点。二审刑事法官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主要有：一、二审裁量的犯罪情节相同，但选择的刑罚不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虽然不同，但选择的刑罚相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不同，选择的刑罚也不同；二审期间出现了新的量刑情节，二审选择的刑罚不同。二审法官在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存在量刑不均衡、量刑情节适用的不统一、量刑程序不规范以及法官司法理念转变和刑事政策贯彻程度的不同步问题。二审法官进行刑罚自由裁量要遵循谦抑原     

现代监狱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秩序的建构

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特殊子系统，我们国家的监狱刑事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它是保障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恰当落实和实现国家刑罚观及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行刑政策的指导下，现有的监狱行刑秩序弊端凸现，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规制下，结合“三化”监狱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托进行秩序的建构，稳定和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活动。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重要问题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需要建构特别的涉疫情犯罪教义学,这是一个融贯政策把握、刑法法理、解释方法等的综合存在,产生一些重要命题。司法解释对涉疫情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面向的体现,亦对刑法解释提出了新要求。把"疫情防控秩序"作为新生法益,可以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提供法理基础,亦对涉疫情犯罪之定罪与量刑的解释形成内在制约,需要在入罪与出罪、重罪与轻罪、重刑与轻刑的选择上灵活运用目的论解释,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依据和价值基础

刑罚目的的转变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确立是刑事制度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刑罚效果是影响和评价刑事制度的主要标尺。在对报应和功利主义刑罚观扬弃的基础上,刑罚人道主义和轻刑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我国,恢复性司法包括刑事和解观念逐渐融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谨慎推行。刑事和解首先应在轻罪公诉案件范围内试行,和解的事实基础在于罪刑轻微且加害人悔罪赔偿并取得谅解;和解的法律依据是相对不起诉制度规范。     

刑事被告人脱逃犯罪防控策略探析

刑事被告人脱逃是侵犯国家司法权、严重妨害刑事司法活动秩序的犯罪行为。通过对近十年来人民法院频繁发生的刑事被告人脱逃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可以发现新时期此类犯罪行为具有非暴力性、被告人脱逃前涉嫌罪名较为集中、实施犯罪方式相对单一、脱逃事前多有预谋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迫切要求人民法院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从立法、警务保障体制、应急预案体系、防控理念和强化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和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内刑罚轻重均衡实证研究

刑罚轻重均衡是刑罚在刊事政策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惯性思维中，刑罚轻重均衡往往过多强调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刑人刑罚轻重主观均衡的存在与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刑罚轻重均衡并非因刑罚主体的单方运行而形成预期效果。昕以，在我国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客观认识刑罚轻重均衡的性质，突出刑罚轻重均衡的效果，在刑罚轻重的客观均衡与主观均衡的冲突中调整刑罚轻重配置与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