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全球反垄断新动向与中国健康发展路径

全球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互联网科技巨头垄断行为。为此,美、欧、日、中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掀起了平台经济反垄断浪潮。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三大重点任务:一是防范平台类科技企业数据资源收集与滥用带来的数据垄断问题;二是打破科技公司形成的垄断性生态圈,创造出来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规范平台公司业务范围,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此,推动中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包括:规范平台公司业务范围,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以技术中立的态度完善反垄断监管;通过征收数字税等方式,使得数据创造的部分价值能够回馈社会;处理好创新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促进科技企业回归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加强反垄断国际合作,推出权利与义务更加平衡的数字规则标准。     

平台互操作政策的应用场景与实施机制

近年来，互操作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数字平台垄断的重要政策。互操作政策有助于强化市场竞争、保障公平交易、提升效率、促进创新，但也可能扭曲竞争、阻碍创新、增加数据安全风险。互操作政策有效实施具有场景依赖性，需要权衡特定应用场景中的收益与风险，以确定恰当的政策应用场景。互操作政策主要是通过事前反垄断监管与事后反垄断执法来实施，作为事前监管的互操作政策应突出以企业主动合规为主的实施体制，作为事后反垄断救济手段的互操作政策则应重点针对一体化经营平台，并要平衡维护竞争和鼓励创新的关系。科学的互操作政策需要有效的配套机制，应重点推动互操作标准化、强化互操作安全保障、明确公平接入要求、确立接入费体制。     

数字平台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分工与协调

完善数字平台监管是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任务。数字平台监管可以分为针对行业分类的行业监管和基于统一市场的市场监管两种模式。数字平台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相关执法实践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两者尚缺乏有效衔接。数字平台集团化以及跨界经营使得针对行业分类的行业监管和基于统一市场的市场监管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逐渐凸显。从提升数字经济常态化监管水平的工作要求着眼，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监管部门应根据市场特征对数字平台进行分类施策，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增强监管合力。与此同时，要加强数字平台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的分工与协调，从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反垄断制度:政策演变、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

强化反垄断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垄断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垄断制度迫在眉睫。改革开放后我国反垄断政策在遵循叠加融合的演化逻辑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而现阶段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规范监管和促进发展并重的反垄断政策目标。当前,我国反垄断政策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缓慢,行政垄断事件频发,平台垄断问题突出。优化我国反垄断制度的主要路径有:健全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开放机制,完善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企业反垄断 的挑战与应对 ——由"谷歌利用算法滥用支配地位"案切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经济、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对传统竞争理论和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挑战,互联网企业反垄断面临新型垄断模式的出现、理论和规则的不足以及证据链的构建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对于新型垄断模式的出现,我们需要加强反垄断规则不适应数字经济特点内容的研究,对竞争理论与反垄断法规则进行发展与创新。同时,在反垄断实践中注重对证据链的构建。     

论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平台经济监管绩效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进路——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研究

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对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常态化监管背景下识别平台经济监管绩效的影响因素并进行路径优化，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主体-结构-任务-技术四维分析框架，通过对17个平台的监管路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发现多元参与、机构设立和规则建设、交易开放、数字转移作为前因条件无法单独影响平台经济的监管绩效水平；“制度主导”路径、“主体-技术”路径和“社会-技术”互动路径是影响平台经济监管效果的三条主要组态路径；通过开展价值共创下人机协同的全景式监管和敏捷治理视域下的动态适应性监管，可有效提升平台经济监管效能。     

自然垄断企业反垄断的法律监管

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自然垄断合理性理论及实践的革命,传统模式下,自然垄断企业的过去与现实已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文章从法律的角度思考自然垄断的相关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理论创新、产业改革的经验,并引入部分经济学概念论证自然垄断企业反垄断的法律监管问题。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治理权力配置的规范、治理组织架构的规范、治理运行程序的规范等形塑了政党合作治理新范式、民主治理新范式、协商治理新范式。在国家治理层面,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国家、政党、社会”多元共治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推动构建有效表达、协商、决策、监督的多元治理平台,推动构建人民至上、高效决策、高效履职的协商民主治理格局等显著优势。今后,要重点强化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树立制度自信,优化权力配置及强化主体建设,健全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平台,完善各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履职程序等,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数字执法”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及绩效

“数字执法”是杭州市为了破解城市执法中面临的全局性难题而提出的一项创新课题，是一个集资源共享、管理、监控、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络业务平台。该项目自实施以来，在保障信息畅通，提高办案效率；促进有效执法，降低总体成本；规范执法流程，促进执法公正；强化监管力度，提升队伍形象；提高服务水平，争创满意单位；实现数据共享，减少重复投资；增强部门协作，形成互助机制；创新执法手段，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优势，已经产生了较好的行政管理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国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垄断问题及对策建议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并茁壮成长,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微观市场主体。但平台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双向扩张,实现垄断自我强化;数据泄露,隐私安全面临风险;算法滥用,侵害市场公平竞争;数据滥用,价格歧视备受诟病;恶意排他,网络效应发挥受限;等。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部署和要求,必须重视并解决平台发展的垄断问题,不断推动互联网平台健康成长,更好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要强化数据认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发挥法治护航作用,加强法律与其他政策工具间的配合;完善监管体系,补齐监管滞后短板;推动“国民共进”,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立多元治理框架。     

多措并举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化局按照“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治理相结合、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以规范求繁荣，以创新求发展，文化市场长效监管体系日趋完善。2008年和2009年，该局连续被评为“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先进单位”和“执法信息宣传先进单位”。     

赋能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现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推动新兴业态的出现,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对传统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极大冲击,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价值重塑—治理变革"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要素和新市场特征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载体,推动了政府治理手段革新和流程再造。数字技术的强制嵌入与固有治理理念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向"服务思维""跨界思维""开放合作思维"转变,从而实现从治理工具到治理理念的深层次革新,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经济垄断与国家监管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过度竞争,都只是手段,它们的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整体效率。我国反垄断起步晚,立法软弱,垄断力量与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依靠行政力量来反垄断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加快反垄断立法,这是实施反垄断政策的起点。反垄断必须有合理的目标,当前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高管制效率,这是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而言的,另一个是在放开资本市场的同时注意保护民族产业,防止中国市场被外资全面垄断。     

织密绘细一张网 人地物事格中落——北京市推动“热线+网格”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

<正>“热线+网格”是探索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重大创新举措。北京市紧紧围绕“七有”要求和“五性”需求，坚持诉求靶向、事项牵引、标准衔接、数据共享，充分发挥接诉即办和网格化管理的双重优势，创新社会治理新体系、新模式、新手段，推进管理与服务有机融合，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足功夫，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提升了基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文登构建“三农”领域监管执法一体化体系

<正>面对“三农”领域事项法律法规依据多、执法监管频度高、处罚裁量难度大等重点难点，威海市文登区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动监管和执法部门在机制体制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释放“1+1>2”叠加效应，全面提升监管执法工作质效。一、坚持靶向调研摸清问题。一是围绕“三定”规定开展核查。对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两个部门进行全面调研，深入了解职能运行、人员配备等情况，对执法人员配备、     

强化劳动执法体系建设 构建和谐劳动执法环境

近年来，我们紧密结合劳动工作实际，始终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执法为统揽，以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为重点，以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为前提，以执法责任制为主线，积极探索、创新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努力促进执法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促进我局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治”融合：推进克拉玛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的保障。克拉玛依市是新疆准噶尔盆地荒漠中建起的一座石油城市，也是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先驱城市。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虽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亟待改进。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五治”融合，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多元共治，完善治理格局和治理方式，创新治理手段，不断释放基层动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