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思考

证人庭外的证言以及在法庭上陈述的非亲身经历的事实,通常不能作为法庭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当程序的理论.我国没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原因在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存在制约.应该在我国建构传闻证据规则,在不损害被告人质证权的前提下,设置例外情况.     

证人证言效力之确定

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认定证人证言存在着一些问题,可通过系列证据规则来制约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评估,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正。     

论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法律的矛盾和司法机关没有严格依法办事.为此,需要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和各种配套措施.     

关于传闻证据规则可采性的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它是采取刑事诉讼对抗制模式和陪审团制度的产物,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复杂化,传闻证据规则例外的情形也变得繁多和复杂,传闻证据规则运用的空间变小了。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意味着否定我国的传来证据规则,同时,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背号和诉讼模式不相适应,所以,我国不宜引进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传闻证据规则探究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允许传闻证据无限地流入审判,则会对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最终殃及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为了化解传闻证据所引发的风险,各国都努力设计相应的对策,其中堪称成熟者当属英美法系国家所制定的传闻证据规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则进行深入的域外考察,通过概念解构和规则分析的方式探究其传闻证据的深刻内涵和传闻证据规则发展中的经验启示,从而推进我国刑事诉讼中传闻证据规则的完善和发展。     

传闻证据规则、程序分流与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瓶颈问题。在对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和建立繁简分流程序,来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论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基于法学和经济学的向度

发端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为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难问题提供了思路,应当予以借鉴。深刻剖析传闻证据规则所蕴涵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最大化分别是其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庭前证言运用探究

我国庭前证言在法庭上的运用几乎不受限制,这导致"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怪象,并有伤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进程。庭前证言的运用实际上涉及证据资格问题,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都要求原则上否定庭前证言的证据资格,仅在例外条件下肯定其在法庭上的运用。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严格限制庭前证言在法庭上的运用,让法官主要依靠当庭证言而非案卷笔录进行裁判。     

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初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证据开始大量出现,这导致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也日益具备实际价值。网络传闻证据规则确立的现实必要性在于信息时代电子证据运用愈发普遍和电子证据很难借助传统传闻证据规则进行可采性评判。对于刑事诉讼中的网络传闻证据规则的具体建构设计,应从网络传闻证据界定和例外范畴设置两方面着手。     

德国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及启示

德国1992年立法为其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提供了三条可行途径,即传闻证据规则、犯罪情报到证据的转化以及线人替代出庭作证。其为我国实施卧底侦查证据转化提供了借鉴,在卧底侦查法制化,传闻证据规则的特殊适用,推进证据—情报—证据的转化模式和慎用秘密力量替代的转化途径等方面有所启示。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