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派视角下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启示

历史法学派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启示我们: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适用上,应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在适合本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寻求兼顾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相结合、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双重路径,使法的不同渊源在纠纷解决中相得益彰。遁历史法学派思路反思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清晰看到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演进脉搏。     

谈谈“以法治国”

在我国历史上 ,“权”与“法”的矛盾 ,一直是治国为政者头疼的问题。毫无疑问 ,产生法治思想的久远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骄傲。“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这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 ,在战国时代就提出了。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 ,建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完整的法治理论。他主张法令一经公布于众 ,就具有不可违背的威力。“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必轨于法。”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法律的效力。这些思想作为法家学派的理论 ,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追溯历史 ,它对中国封建统治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 ,并断断续…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的冲突与协调

现今少数民数地区的纠纷的解决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传统的解决方式,另一种为现代司法解决方式。然而,由于历史习惯、经济和社会等原因,两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在现实当中常常相互冲突。将少数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方式加以梳理,分析其中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并就两种纠纷解决方式提出相互协调的对策和建议。     

“李侦探”何以走上末路——北京市私家侦探非法经营第一案

公民应当选择合法途径通过诉讼、公证、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和主张权利,在保障个人私权的同时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为代价。     

刑事和解在民族地区农村的提倡——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民族地区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使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农村具备较为合适的调停人，更有利于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与执行。民族地区农村刑事纠纷的民族性、伦理性、轻微性以及加害人与受害人关系的紧密性特点，使之更适宜以和解方式解决，并为纠纷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和解方式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的刑事纠纷也是调适国家法与民阀法关系的重要途径。     

法社会学的源与流

法社会学是19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法学流派,强调法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以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法的实行、功能和效果.该学派的出现拓宽了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法认识的法哲学,从而与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实证主义法学派一起成为现代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之一.     

论信访制度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困境与完善

在实际运行中尽管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具有解决社会纠纷这一功能，但由于信访制度在目的、对象、性质及方式定位与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没有实现有效的衔接，导致信访在解决社会纠纷中责重权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只有将信访的目的、对象、机构、方式置于纠纷解决的框架下，才能使其在实践中真正具备纠纷解决的功效。     

论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为适应和谐社会秩序之纠纷解决的需求,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资源,必须建立以司法判决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纠纷,并在法治框架下,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各种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无论从时代发展还是从当事人自身的实际利益看,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机制都是符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最为合理和应然的社会机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逆向优势

在各种社会纠纷中,当事人选择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有助于实现社会良序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化和有机融合。非诉讼作为诉讼的有益补充,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特定纠纷。     

我国行政诉权保护制度的重构

行政诉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诉权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公民诉权演进的历史。公民诉权在现代社会的不断扩展是与人权观念的法制化、现代化分不开的。它与法治国家的要求和法治精神相关联,更与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尤其是与纠纷解决权力的国家化及司法机关的运作方式——     

农村土地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之构建

程琳在《理论界》2013年第2期撰文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我国农村土地纠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及仲裁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凸显了其相对于诉讼方式的优越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行其道、有失协调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整合和优化，并使之互相补充，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于镶嵌视角的分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以"司法中心结构"的纠纷解决模式来概括。从镶嵌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受相应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结构,如果能够很好的满足其所镶嵌的多方社会利益的均衡需求,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就会得到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认同和服从,才能够产生解决纠纷、恢复社会秩序、重建人际关系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缘由探析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本文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调研情况的思考

本课题主要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农民对纠纷解决的需求和偏好、对各类纠纷解决方式和解决主体的满意度等情况的调查，深入分析河北省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困境，进而从强化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协调与监督功能、深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以基层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性解纷机制调处民事纠纷的职能、促进各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衔接与互动、健全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河北省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民间法与国家法规制下的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探析——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能否合理解决,对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不同规制是引发此类问题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解决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重任,以国家法为依据和参考,结合各村组的实际情况,在兼顾纠纷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作为精神遗产的历史法学派——以萨维尼法律思想为例

一　历史法学观点评述———以萨维尼为例历史法学派的发展从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历史法学派和晚期历史法学派 ;从研究的连贯性看 ,可分为德国的历史法学和英美的历史法学。① 至于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法学的观点理念的话 ,则不得不转向对萨维尼法律思想的论述。作为历史     

海南琼海农村土地纠纷成因及对策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基础,既包括历史的、法律的,也包括体制的、思想的。只要存在这些社会背景和基础,农村土地纠纷便会连续不断地发生。因此,从土地纠纷的预防以及纠纷解决这两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土地纠纷的发生。     

论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要通过诉讼与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合理配置有效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就是既要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诉讼和审判机制,又要包括以社会为主体的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科学配置将是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论多元化视野下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此，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比较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成功经验．把外国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与我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革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形式，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