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以公正为核心,构建人人共享社区

<正>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看起来确实难度较大。但事实上,只要我们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切实为了人民的利益认真地、负责任地去做,治理起来并没有那么难。江欣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治理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家治理,目的解决"权力公正"问题,即建立一个公正的权力结构问题;二是社会治理,目的是要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真正实现公     

基于权力视角的法治对象之辨

厘清法治的对象问题是当前我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法治国"的概念中,"国家"是法治的当然对象,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大对象中,法治"国家"是关系全局的重中之重。分析"国家"的本质可知,权力是"国家"的真正核心。作为法治对象的"国家",根本任务是将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经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实现权力的法治化,即:将权力的设定、赋予、行使、监督等权力运行全过程都纳入法治之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程序治理权力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美欧区域规划实施案例透视

正在区域规划实施方面,美国通过区域规划协会、公共权力机构和政府联合会,成功推动了区域规划的实施;欧洲的一些国家则基本"套用"了美国的相关模式,通过设立"大都市区"管理机构,推动区域规划的实施。虽然在推动区域规划实施的过程中,美欧都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目标,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协调配合,但是同时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关联在于,革命化的现代国家缔造过程致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革命胜利所依凭的"群众路线"发展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模式——国家运动,进而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局面;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意味着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模式,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我们对群众路线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     

互联网时代线上公权力扩张的双重逻辑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在赋权个体的同时,也将对既有权力结构产生冲击."去中心化"只是互联网赋权的一种逻辑,其中仍蕴含着另一种赋权模式,即互联网赋权所产生的"再中心化".线上公权力在技术与认同等资源赋权下形成,通过权利让渡获取行使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在发展中不断扩张.线上公权力扩张存在双重逻辑:工具理性的彰显,体现其技术治理之效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价值理性的式微,体现其治理活动中无可避免的种种悖论与矛盾.如何平衡技术之利与价值之善,仍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现代化维度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重大命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现代化维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与开展社会动员,要重构现代社会动员模式,改革社会动员结构,改进社会动员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职能、政治民主化

从市民社会的视角来看,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及其良性互动。在当代,作为"物质的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既涉及私人领域,也涉及公共性的政治领域。伴随交往关系的发展变化,上层建筑的内在结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的发展体现出不断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自主性机构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形态,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在不同程度上分担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市民社会的出现将使原来的国家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变,市民社会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是推进政治民主的积极力量。     

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的五维探赜——兼论对西方的超越

本文从本质内涵、生成逻辑、实践径路、根本优势、启示借鉴等五个维度系统阐述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之道，揭示其对西方的进步性和超越性。在本质内涵上，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是一种党建引领下治权与治党互构并行的权力治理模式，着眼于推进治权与治党有机结合以及形成双面一体的权力治理体制架构。在生成逻辑上，其以立足权力与政党作用关系及更为注重后者在这一关系中的功能地位为逻辑遵循，进而在这一逻辑下推进对权力进行有效治理的探索实践。在实践径路上，其主要从两个维度推进建构，一个是权力自身的维度即厉行严以用权，另一个是权力主体的维度即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将二者协调统合起来。其根本优势在于广泛彰显人民性，不仅在厉行严以用权上体现权为民所用的意旨，而且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举，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政党建设、权力运行和行使、权力治理现代化建设上具有启示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