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际协定--美国的政府间协调机制

在当代美国的新联邦主义背景下,州际协定已经成为实现州际合作和解决州际争端的最为重要的机制。它产生于殖民地时期,用于解决边界纠纷。后来,为了解决州际资源的分配和城市规划的协调,它又被广泛运用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州际协定的广泛运用,又影响到了联邦政府的权威,使得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协调机制。     

理查德·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述评

联邦制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 ,但联邦与州及地方的权限关系 ,则随着美国政治、经济的形势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 ,在联邦与州两者之间的权力划分上都主张实行联邦主义 ,即必须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权。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是以中央集权抑或中央放权为价值取向 ,象驴两党的政治哲学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尼克松主张要改变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和态势 ,还权于州、还权于民 ,并实行税收分享 ,是为“新联邦主义”。本文拟对“新联邦主义”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实质和影响进行阐述和分析。     

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现象意味着大国所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已不再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紧迫和致命。大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国的行为逻辑和相应的国际结果。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前的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具体而言,大国要想有效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需要积极为他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他国对本国的认可和支持。在战争和武力已不再是大国间互动的主要手段的时代,仅仅积累国家实力而不运用实力为他国提供适当的好处,那么国家的实力越强大,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恶劣,体系压力就会越大。利益交换作为当今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对当前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     

宪政经济学的思想与模型

与政府的产生相伴而来的“政府悖论”构成了对人类心智的一种挑战,所谓“政府悖论”是指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政府又常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国家制度的演进表明宪政安排提供了“政府悖论”的制度之解。历史上这     

从洛克到联邦党人：略论复合共和制中的双向限权政府模式

洛克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政治思想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有限政府的理念,其从自然状态学说的维度对政府的来源、政府权力的分立及其规制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近百年后,以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在为推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所设计的复合共和制国家结构形成的最终确立而发表的一系列政治论文中,进一步阐发了洛克的有限政府理念,并在理论建构上形成了美国式的双向限权政府模式,从而奠定了近代以来美国联邦主义之下的联邦与州政府间的权力分割和规制的关系形态。     

非均衡性统一法律空间的建构——普京时期(2000-2016)俄罗斯联邦央地宪法和法律关系的治理矢量及其主要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俄罗斯的央地关系指的是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改革转型的进程困难重重。苏联解体之后,联邦的基本宪政制度和联邦制度经受巨大挑战并几经波折。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宪法-条约”式的联邦主义,央地关系严重失序。在“宪法-条约”式联邦制下,用协议换取联邦主体的忠诚度和合谋,这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区别性和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的整体性,统一的法律空间遭到破坏。其制度设计的本意——保障联邦的统一、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稳定反而成为制度本身逻辑下的受损方。普京执政之后开始建设“真正的联邦制”,为了治理俄罗斯的央地关系,俄罗斯构建了统一法律空间的治理矢量:在宪法和法律层面承认地方自治分权,但施行统一维度的规制;限定各类主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在实际操作过程和联邦主体各自的法律层面则略有不同,体现出各自法律关系实质上的非均等性,以制度性地支撑不同联邦主体的实际差异。本文廓清了非均衡性联邦主义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中的权能方面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治理采取了建构统一法律空间框架下的非均衡性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该治理路径虽然有诸多治理困境,但不可否认其对于央地法律关系重塑和俄罗斯完成现代国家重构的重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完整,提高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治理能力。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的治理,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央地结构变迁的叙事样本以及关于大国央地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发展路径的国别经验。     

明代历史定位问题新探

传统至今 ,史学界都把明朝当作一个统一王朝 ,即统一了中国的王朝 ,如“元———明———清”说 ,这种做法欠妥。其实 ,明朝只是统一了汉族和多少数民族 ,但并未真正统一中国。因为明朝的前政权———元并未被真正消灭 ,北元及蒙古诸部与明以长城为界 ,一直处于对峙之势 ,形成了事实上的南北朝。而史学界关于 13 68年“元朝灭亡”、13 87年“中国再度统一”等说法 ,都根据不足。明朝的真正历史地位 ,应定为“元季南北朝”的南朝之大明。     

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气候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积极开展起来。当前，全球气候外交呈现“群体化”趋势，在国际气候外交谈判中，大国集团处于主导地位，而小国集团尽管实力弱小，但在气候外交中展现出积极性和灵活性，争取最大的权益。东盟作为一个小国联盟，也顺应潮流，将气候问题提上东盟议程，通过东盟这一组织化形式参与气候谈判，使东南亚国家的呼声不被群体化格局所淹没。东盟气候外交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东盟各国具备“小国弱者”的特征，其气候外交遵循着特有的外交逻辑，即“东盟方式”与“权力平衡”。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大部制”须慎之又慎

市场经济大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职责分工，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基于中国国情，目前，将社会保障“统一管理”，进行部门“重组”，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需要在维持政府分工的前提下，明确近期改革目标和过渡方式。     

浅议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化学合成类毒品的出现对传统的毒品构成冲击,其原料的非原生性和生产的便捷性使之异军突起。中国作为易制度化学品的生产大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目前我国规制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足,应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处罚的法律位阶,不断完善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国内外研究述评及研究趋势展望

国内对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关于人才及人才强国战略的研究也有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但总的来说,国内研究还带有明显的阶段性不足,国外研究对于我国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启示作用也不容过高估计。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角度思考,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未来研究趋势理应是: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以对策研究为立足点,以深化研究为基础;在找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深化问题研究,最终寻求解决真问题的一揽子对策措施。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重点和难点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新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是做好“多予少取放活”这篇大文章。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命价——以民间法为研究立场

历史上,赔命价曾经盛极一时却始终难以跳脱民间法的宿命;现实中,赔命价遭遇国家法的放逐甚至打压却生生不息。赔命价将向何处去？当下,关于介绍和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恢复性司法,这种与赔命价在理念上和机制上都存在诸多暗合之处的司法模式,能否为我们解开赔命价命运的＂戈尔迪＂之结提供思路上的启发,为赔命价摆脱其尴尬现状提供契机？     

浅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

刑事强制措施这一程序性诉讼手段 ,因其对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积极的价值功效而为各国法律所确认 ,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以权代法”、“滥用”或“不用”强制措施等现象的存在 ,容易使人们对这一诉讼手段固有的经济合理性产生怀疑乃至错误认识 ,因此 ,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仍作为理论与实践问题加以探讨 ,对诉讼法律制度以及诉讼民主化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论行政执法中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及规制——由“钓鱼执法”引发的证据能力理论探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陷阱证据的可采性也被打上了问号。加之我国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必须尽快对陷阱证据进行立法及规制,使其走向法制化、明确化、合法化。     

构建中国案例指导运行机制的几个问题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单一的成文法体制,法律以成文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成文法体制有其优点,其法律规范系统、集中,便于学习、掌握和运用,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无论立法如何成熟和发达。成文法都无法将所需要调整的问题完全囊括其中,而相对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其滞后性的问题更是难以克服。笔者认为,我国适当引进判例法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传统，以及以往一系列政治、哲学的传统因素，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随着近年司法改革的迅猛发展，诉讼证明标准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政府改革的前景目标及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要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引导力和保障力,需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政府改革想取得显著成效,必须确定其前景目标,并做出有效的路径选择。以建设讲求"投入产出"效应的廉价政府、讲求责任承担的高效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政府为目标,以完善制度保障、强化社会监督和调动民众参与为途径,发挥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将是我国政府改革的成功之路。     

建立中国特色碳配额许可交易体系的战略思考

减少碳排放已成为世界共识。当前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政策主张可以分为边境碳调节税（碳关税）、碳排放许可交易（碳配额）两种类型。我们主张实行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它是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贯彻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政策选择,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我国应把碳配额许可管理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碳配额许可交易制度,在国际气候应对规则中加快夺取我们应有的参与权、引导权和决定权,争取国家有利的发展条件,推进我国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推进我国进入富强和谐的碳中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