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公理行与九界理行

私公理行是基于私意和公意而进行的理行运动,是主物最本质的运动,一切生物体是根据私公理行运动促进自己的生存发展。九界理行是以九意为基础而进行的主物的具体实践活动。九界理行包括神界理行、政界理行、权界理行、产界理行、德界理行、知界理行、体界理行、美界理行、快界理行等。     

主物的四段理行

在四段理行中个体理行是小体理行的条件、主物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最小的单质分子运动;小体理行是中体理行的条件、单质分子的小集合,是化合物的运动发展状态;中体理行是分子集合的结晶体阶段,它具有保存坚定而稳固的性质,大体阶段是个体、小体、中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体发展的实现目标,是主物发展的最后阶段。     

人界理行与地界理行

理行运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核心运动。人界理行和地界理行是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它好比是种子和土壤,随着气候环境的要素和变化,其果实的结实程度各不相同。     

主物的贫富性及社会富行力

在社会存在发展领域中公化性是属于主物领域、富化性是属于属物领域。因此,在富化的实现上私公性发展总是先于富化性,即在实现富化性当中选择什么样的富性(私富或公富)问题上私公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略述主物的九意论和四段理意论

主物的九意是由主物九个结体而体现的主物运动存在方式的内在根据的社会化,四段理意是私意和公意在存在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理意内容的四个阶段。     

地界结体和人界结体

地界结体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而形成的主物结体,它从属于自然结构,而且受自然的支配而理行,因此体现出客物性。人界结体是以主物的性别、人种、文化以及利害性为基础的结体,因此,具有主物性。现存的地球人类的不同人界结体是根据利害性和引斥性的原理不断进行"内公外私"的螺旋公化运动。     

产界结体、私公性及社会发展的多样选择性

在产界结体当中,"利"是它的第一要素,这是私性的本质体现。即为了实现"自我利",通过结体形式,不断充实自己,这是主物本性所在。主物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管是"24发展模式"(次24发展模式)还是"逆行发展模式",它对整个主物私性发展的影响是极大的,这是现在整个主物发展的基本特点。     

“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性质考辨

＂议行合一＂概念由董必武首先提出,指立法和行政的机构与职权的双重合一。巴黎公社没有正式实行过议行合一原则,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亦如此,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它不能为议行合一提供合法性证明。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议行合一并不认同。     

主物的第四个基本特性——引斥性

主物的运动是主物前三个特性--利害性、私公性、贫富性和第四个特性引斥性的有机结合。在利害性和引斥性领域里引斥性对利害性的作用是以吸收对自己有利因素排除对自己有害因素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即引利斥害的结合方式;在私公性领域里引斥性对私公性的作用是以引公斥私的结合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内公外私"目的;在贫富性领域里引斥性对贫富性的作用是引富斥贫的结合方式来达到自己的富化目的。     

主物的利害性

利是从主物的本质欲望中派生而在社会化的条件下规定主物价值的运动法则之目标,它的体现和其基本性质是随着主物自我利所享有的成分不同而不同。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论国际托收中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

托收作为国际贸易支付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已为许多国家所认可与接受。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国际惯例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国际商会早在1958年就制定了《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为满足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需要,该规则虽已经过多次修改,但例次规则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实践中出现的案件需要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涉及到对该规则的理解和解释。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本文并没有从单一某国的国内法角度对《托收统一规则》进行解释,而是通过对两大法系代理制度中的有关理论和制度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托收统一规则》本身的规定来理解,最终认为委托人与代收行之间是代理法律关系;当委托人直接指定代收行时,托收行与代收行构成对委托人的共同代理法律关系;当委托人未指定代收行而由托收行进行指定时,代收行与委托人之间形成转委托(即复代理)的法律关系。     

论占有的性质

占有制度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于占有的性质存在“事实说”、“权利说”、“法益说”,“事实说”更符合占有利益的临时性、可推翻性的特点。法律特别规定保护占有这一事实秩序,可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保护潜在本权的制度功能。衡量占有成立的标准是管领力的有无,而观念占有和间接占有虽与物没有物理性接触,但只具有对物的管领力同样可成立占有秩序。     

关于依法行政之“法”

依法行 政是依法 治国的 关键。依 法行政是 根 据合 理性 的 法来 制约 随 意性 的行 政。 依法 行 政之“法”是 依法行政 概念的核 心。依法 行政理 论的变 迁，现 代行 政和 历 史上 的行 政 区别 的 标志 主要 是“法”的范围 、内容和 表现形 式不断扩 充的结果 。依法行 政之“法”实证 分 析探 讨作 为 国家 制 定或 认可 的 依法行政之“法”外在 表现形式 ，而价值 分析则 从价值 层面 论证 依法 行政 之“法”是 良法， 是一 种 科学 性、现实性、民 主性和道 德性协 调统一之 法     

主物意识的起源与它的存在发展形态——再论物质与意识

以生存为本的主物,其原始智意作用于客物产生最初的极为朴素的原始属物;此属物反映在后世的主物从而形成一次智意,一次智意形成后,主物智意由于主物自身的本质属性与意识的社会化开始带有明显的有意识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是主物的自然生存本能体现为最初的原始智意后产生并不断上升发展。     

作为一种思问方式的心学

对于心学的传统理解，主要着眼于它与理学在本体概念上的差别，与此相应，理学到心学的演变，被视为心本体对于理本体的代换。本文认为理学与心学乃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思问方式出现的。如果说理学是作为本体论形态的形上学出现的，那么心学的提问则着眼于形上性（本体）的观念的历史分析。由此导致心学在下述两点上与理学的差异：第一，心学与理学格物的对象分别是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第二，心学形上性概念所具有的时间性维度是理学所没有意识到的。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巡警的创行

在清末新政中,直隶省最先兴办巡警,而且办的最好,是当时其他各省的榜样,对巡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巡警的创行,除了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其主客观原因。     

私公和谐的人类公化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主物是根据＂利害性＂和＂私公性＂,通过＂引斥性＂保持稳定和发展,即＂贫＂和＂富＂的相对规定。这里始终贯穿的理论是＂得失相当＂。     

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的同归与异趣

理本论创始于二程,但二程并没有解答理为气之本和理为性之本的所以然,这构成了理本论的待解之题。胡宏在继承二程本体论的基础上,将《易》之太极与形上之道互诠,为道气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性本论的统摄下,胡宏更侧重于发明性对于气、理的本源地位,相比于二程以理为核心的理本论,二者呈现出同归而异趣的面相。而朱子则在诠释《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程“未尝为一偏”的动静转化之理分殊为“动之理”与“静之理”,论证了理何以为气之本的问题。同时,朱子又以周敦颐《通书》对继善成性的划分为据,论证了理在先、性在后之说。相比于胡宏性本论,朱子则实现了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与超越,系统地证成了理本论。     

行政行为及其特征的再探讨

确立行政 行为的科 学涵义 ，是 运 用法 律 手 段调 整 行政 管 理 活动 ，健 全 行政 行 为 法的 首 要前 提。本文对 行政行 为进行了 准确界 定，论述了 行政行 为的主体 要素、权 力要素、法律要素 的完 整含 义，特 别着重纠正 了理论 界以往对 行政行 为法律意 义的片面 认识。在 此基础 上，提出 了行政行 为的 实质 特征， 详细阐明了 行政行 为的公益 性、执行 性、主动 性、程序性 ，在一定 程度上澄 清了理 论界将行 政行 为的 特征 和行政行为 构成要 素相混淆 的观点 ，具有一定 的理论 价值